一、“九 · 二”学校在桂林办学的历史背景

　　1945年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废除了法国殖民者推行的奴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50年1月18日，中越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其中，广西共有凭祥、宁明、东兴等8个县（市、区）与越南的4个省毗邻，凭祥和东兴是中越两国间重要的交通中转站，援越抗美时期“九· 二”学校的越籍和老挝籍学生大多从凭祥进入中国。9月16日，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大力协助和中方的物资援助下，越南人民军发起了边界战役，从法国殖民者手中解放了高平、谅山、老街、太原、和平5省，有力地推动了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随着越南人民军的不断壮大，1954年3月19日至5月7日，越法两军主力在奠边府进行决战，法军惨败。越南人民军在战场上取得的军事胜利以及中苏两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努力，促成了《日内瓦协议》的通过，实现了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领土的完全解放和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的终结。

　　法国退出后，美国接替法国在越南南方支持阮朝末代皇帝保大。1955年10月，吴庭艳发动政变，推翻保大政权，建立了越南共和国并自任总统，从此，美国转而支持吴庭艳政权。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派出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越南共和国后，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支援吴庭艳政权，开始了美国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接任总统，继续执行美国政府的印度支那半岛政策。1964年8月4日，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美国空军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狂轰滥炸，战争出现了逐步升级的态势。1965年3月2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南方实施“雷鸣行动”，“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并希望以此击败越南人民军，避免与中国爆发全面战争。同时，为帮助美国打击越南人民军，韩国当时的朴正熙政府应美国之邀于1964年9月11日派出了一个医疗中队（移动野战医院）和一个跆拳道教官团到越南参战，至1973年3月23日韩国军队全部撤回，期间韩国派越部队总计325517人［1］。美国及其纠集的仆从国军队对越南的侵略，使越南民族解放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严酷的战争形势下，特别是在美国空军的大规模轰炸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遭受严重干扰。因此，将学校搬迁到中国的和平环境办学势在必行。

　　1965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首次提出了“援越抗美”的口号。［2］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已确立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与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3］中国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时严格遵守了上述八项原则，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与美国实施对外援助时对受援国主权的横加干涉有着本质的不同。1966年11月23日，中越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其附件部分规定了中国在广西桂林帮助越方办学。12月18日，中越两国教育部签署了《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几所学校迁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会谈纪要》之后，一部分越南师生开始着手准备迁往中国。1968年8月17日，中越两国教育部又签署了《关于在中国桂林的越南学校问题第二次会谈纪要》，双方就越南学生的培养方式、新校区建设、办学经费的拨付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为纪念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日，搬迁到桂林办学的越南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越南南方普通学校、越南南方民族学校和越南南方儿童学校被越方统称为“九· 二”学校。

　　为贯彻中共中央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署以及协助越方将“九· 二”学校搬迁至桂林，桂林市成立了以时任副市长苏玉山为负责人的“九· 二”学校筹备处。经过中越双方的友好会谈，双方同意在桂林市郊区的尧山和吊罗山由中方援建“九· 二”学校新校区。由于新校区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而第一批越南师生已于1966年12月28日到达桂林。因此，中方决定将桂林一中和桂林中学的师生迁至郊区，将两校的校园腾出后暂借给“九· 二”学校办学。新校区完工后，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搬迁至“九· 二”学校尧山校区（现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区）办学。越南南方普通学校、越南南方民族学校、越南南方儿童学校则在“九· 二”学校吊罗山校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办学。由于“九· 二”学校吊罗山校区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北纬17度线以南的越南南方，所以，“九· 二”学校吊罗山校区又被称为“越南南方学生教育区”。

　　二、“九 · 二”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

　　“九·二”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是按照越南劳动党的方针政策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组织起来的。本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九· 二”学校的重要任务是为越南的抗美斗争服务，即执行“教育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4］

　　（一）“九 · 二”学校的组织结构

　　在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为解决前线越南人民军的后顾之忧以及为越南抗美斗争培养接班人的考虑，越方将大量在越南南方前线的党政军干部子女、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子弟送至桂林进行培养。由于当时老挝也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起进行抗美斗争，所以，“九· 二”学校中也有一部分学生来自老挝。1966年12月28日，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的第一批师生在该校政委裴克琼的带领下，乘火车由河内抵达桂林。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以在抗美斗争过程中涌现出的少年英雄阮文追的名字命名，该校直属于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后迁至桂林的越南南方儿童学校属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管辖，而越南南方普通学校和越南南方民族学校则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管辖。

　　“九· 二”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其组织结构经历了两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在1972年9月，越南南方儿童学校被合并到越南南方普通学校和越南南方民族学校中。整合之后又分立为越南南方中学（又称阮文贝初中）、越南南方小学（又称阮文贝小学）、越南南方民族小学。第二次调整是在1973年，由于越南南方民族小学在开办小学教育的同时也一直在办初中教育，所以，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将越南南方民族小学更名为越南南方民族学校。

　　“九· 二”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共分为总校和分校两级。总校下辖教育科、组织科、行政科、财务科、越南劳动党“九· 二”学校工会、胡志明劳动青年团“九· 二”学校工会、医务所等部门。总校的教职员工总数为998人。［5］总校的领导班子配置如下：伊额· 涅克丹担任“九· 二”学校党委书记兼总校长，到桂林之前，他是越南西原地区的少数民族领袖，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阮晋才担任总校党委副书记兼医务所所长，黎富禄担任总校副校长，梅文参担任总校工会主席，陈文辞担任总校胡志明劳动青年团团委书记，张文储担任总校党委委员兼总校财务科科长。分校的领导干部配置如下：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的校长由杨突俊担任，政治委员由裴克琼担任。越南南方普通学校的校长由阮莫担任。越南南方民族学校的校长由朱中青担任，3位副校长分别为阮春俨、阮民味和黎太翻。其中，阮春俨还兼任总校的党委委员。越南南方儿童学校的校长由武氏六担任，武氏六同时也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代表。后期学校调整所建立的越南南方中学的校长为裴光造，3位副校长分别为邓光早、陈民风和黎文名。

　　“九· 二”学校的教职员工大部分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中方则根据越方的要求派出教师和工作人员对越方办学进行协助。“九· 二”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越南语专业的同学经常到“九· 二”学校协助越南教师围绕越南前线的战斗任务进行教学。同时，在中方的建议下，“九· 二”学校还进行了外语教学改革，旨在提高越南学生的汉语听说能力，并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九 · 二”学校的办学思路

　　“九· 二”学校采用的学制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1956年3月第二次教育改革所确定的10年制，其中小学为4年（1~4年级）、初中为3年（5~7年级）、高中为3年（8~10年级）。教育目的为：力争把“九· 二”学校的越南青少年、儿童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成为忠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好公民及德才兼备的好劳动者和好干部。

　　课程教学在“九· 二”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居于中心环节。“九· 二”学校的课程教学是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10年制的教育计划》制订的。“九· 二”学校的学生由于年龄段不同，培养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幼儿教育阶段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小学阶段开设越南语语文、算术、历史、政治、体育等课程。中学还需要学习化学、物理和外语等课程（详见表1）。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援越的主要国家为中国和苏联，所以，“九· 二”学校的越南学生学习的外语种类是汉语和俄语。

　　　表1　　　　　 　　　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10年制的教育计划》　　　　　单位：课时

　　资料来源：《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10年制的教育计划（1968年3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67-1-504。

　　“九· 二”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越南还处在抗美救国战争过程中。所以，为适应前线抗美斗争的需要，“九· 二”学校还设有军事训练课。军事训练课的主要内容为队列练习、军容军姿和枪械的使用。枪械种类为“五六式步枪”和“半自动步枪”，学生练习射击每人次使用子弹的标准为5发。枪械、弹药均为中方无偿提供。最初，军事训练课只是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的必修课，后来在“九· 二”学校中普及。“九· 二”学校中的越南和老挝籍学生在完成军事训练回国时，中方允许他们将“九· 二”学校配发的武器、弹药带回本国。这是援越抗美、援老抗美时期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军事援助的一部分。

　　“九· 二”学校以培养抗美斗争的革命接班人为中心任务。同时，“九· 二”学校还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多次组织学生到桂林的工厂、人民公社、大队进行实地参观和劳动锻炼，在生产实践中加深了中越两国人民和两国学生之间的战斗情谊。1970年之后，“九· 二”学校学生的生产劳动逐渐制度化，学校每年均要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方援助的压力。据统计，在1974年，“九· 二”学校 “收获杂粮28000斤，蔬菜27吨，养猪393头，平均每人有猪肉4公斤，种柑橙200多株”。［6］

　　三、中国对“九 · 二”学校的教育援助

　　“九· 二”学校在桂林办学期间，中方成立了桂林市“九· 二”联络办公室对越方办学进行协助，并负担了“九· 二”学校新校区建设及学校正常运转所需的全部办学经费。

　　（一）中国对“九 · 二”学校的新校区建设和办学经费的支持

　　“九· 二”学校在桂林的新校区建设始于1966年12月。1967年8月，“九· 二”学校尧山校区完工。1968年9月，“九· 二”学校吊罗山校区完工。“九· 二”学校新校区总建筑面积共计57273平方米，其中，尧山校区建筑面积为“19459平方米，校舍45栋，投资2840601元”，主要供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使用。由于吊罗山校区有越南南方普通学校、越南南方民族学校、越南南方儿童学校3所学校，故吊罗山校区的建设规模比尧山校区要大。吊罗山校区的建筑面积为“37814平方米，建有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礼堂等校舍共79栋，投资1685935元。后由于房舍紧张，越方决定由‘九· 二学校’党委书记兼总校长伊额出面向中方‘九· 二办公室’负责人戴生佩同志提出住房扩建要求。‘九· 二办公室’上报广西教育厅和广西外事办后，帮助越方扩建了1000平方米的平房。这样，吊罗山校区的总建筑面积就达到了38814平方米”。［7］由于越南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其工矿企业在美国空军大规模的轰炸下损失严重，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财政经费极其困难，无力支付“九· 二”学校新校区的建设费用。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中国承担了“九· 二”学校在桂林一中和桂林中学的教学场地租借费用、校舍的维护费用、临时校舍的搭建费用和新校区的建设费用。

　　新校舍建成后，“九· 二”学校还面临着添置新的教学设备、教学器材、家具（包括床铺、课桌、课椅等）、学校正常运转需要的办学经费以及越籍教职员工工资的发放等问题。根据中越双方在1966年8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以及《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几所学校迁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会谈纪要》的规定， 

　　资料来源：《关于“九· 二”学校经费最终结算问题（1975年7月13日）》，桂林市档案馆：109-1-10。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中方为“九· 二”学校的正常运转投入了大量资金。加上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9月为“九· 二”学校新校区建设投入的援建资金4526536元人民币，中国共计为“九· 二”学校投入援助经费10991639.52元人民币。

　　（二）中方在教务管理、日常生活方面对“九 · 二”学校的支持

　　为在教务管理、日常生活上更好的配合越方办学，1967年4月17日，中方正式成立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为主，自治区、桂林市双重领导的“九· 二”联络办公室。“九· 二”联络办公室的编制指标由对外经济联络部核拨，自治区组织部门负责为其配备人员，工作地点设在桂林市区的榕湖饭店。桂林市武装部部长韩献庭被任命为“九· 二”联络办公室主任，桂林市委副书记王同连为副主任。应越方要求，“九· 二”联络办公室向“九· 二”学校派驻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以协助越方更好地办学。所有派驻人员的薪金均由中方承担。

　　在日常生活方面，为保证越南学生能够健康成长，“九· 二”联络办公室结合中越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桂林市中国学生的伙食标准，按照每个学生每月14元人民币的伙食标准进行供应。具体标准如下：“粮食：小学及以上的学生15至18公斤；肉类和油料：5公斤；蔬菜：15公斤。此外，还对越南南方儿童学校的幼儿供给定量的牛奶和水果。”［8］实际上，越南学生的伙食标准要高于当时桂林中小学生的伙食标准。

　　桂林地处广西北部，冬季湿冷，“九· 二”联络办公室考虑到越籍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实际需要，向其免费供给棉织用品。供给的标准如下：“（一）每年每人供给量：单制服2套、背心内裤各2件、鞋袜各2双；（二）长期每人供给量：棉衣1件、儿童棉袄1件、卫生衣裤2套、儿童单衣1件、蚊帐1顶、被褥各1床、床单1条、枕头1个、单帽棉帽各1顶、围巾1条。”［9］由于越南南方学生教育区中有大批同学来自越南南方各省，这些同学来桂林前为躲避美机轰炸，长期住在防空洞里。防空洞内阴暗潮湿、蚊虫肆虐。因此，患各种疾病的同学较多。其中，约占越南南方学生总人数的2% ~ 3%的同学需要住院治疗。［10］“九· 二”学校总校医务所和分校医务室对此无能为力，只好求助于中方。中方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度重视，在桂林市人民医院专门建立了越校专用病房，所有越南师生的治疗费用均由中方承担。此外，“九· 二”联络办公室还具体负责接待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军代表团的工作。1974年，“九· 二”联络办公室先后接待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吴船、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南宁总领馆总领事阮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副主席黄文欢、越南南方妇女代表团团长阮氏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黎清毅、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团长释善豪、越中友好代表团团长黄国越”［11］等领导及其随行。当时接待越方外宾的花费对“九· 二”联络办公室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统计，仅1975年1 ~ 6月，“九· 二”联络办公室就支出“招待费人民币275390元”。［12］

　　（三）“九 · 二”学校回迁越南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署，鉴于美军在战场上的失利和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美国政府同意从越南南方撤军。3月29日，侵越美军部队从越南南方全部撤出，同时停止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美军撤出后，越南全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消除。1975年4月30日，越南人民军解放西贡。5月1日，越南南方全境解放。“九· 二”学校的学生们在得到消息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学校迁回越南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13日，中国教育部代表团团长、广西外事办主任兼中越友协广西分会副会长江景河与越南教育部代表团团长、越南教育部副部长胡竹签署了《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四所学校由中国桂林迁回越南的会谈纪要》，双方同意将“九· 二”学校迁回越南以及撤销“九· 二”联络办公室，并就“九· 二”学校的最终经费结算和财产处理达成了协议。

　　1975年，“九· 二”学校的师生分五批迁回越南，在此之前，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已于1968年8月迁回河内。越南南方中学和越南南方民族学校学生的回迁计划是：“第一批7月16日，越南南方中学五、六年级250人左右；第二批7月23日，越南南方中学七年级250人左右；第三批7月30日，越南民族学校小学200人左右；第四批8月6日，越南民族学校初中五、六年级200人左右；第五批在8月份，后勤干部、学生50人。”［13］越南方面计划将“九· 二”学校的师生于1975年8月全部迁完，实际上“最后一批干部、职工共22人，于1975年9月15日离开桂林去南宁，次日由南宁乘飞机回越南”。［14］所以，“九· 二”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全部迁回越南的时间为1975年9月16日。

　　在“九· 二”学校的越南师生离开中国之前，“九· 二”联络办公室还向对外经济联络部申请了经费，用于组织“九· 二”学校的越南师生在桂北地区参观，组织联欢晚会并向其赠送临别礼物，具体花费情况见表3。　　　

　　资料来源：《关于组织“九· 二”学校师生参观等活动的经费申请报告（1975年3月19日）》，桂林市档案馆：63-1-19。

　　四、结语

　　1966年12月28日至1975年9月16日，“九· 二”学校搬迁至中国桂林办学。期间正值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桂林市民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均实行计划供应。由于“九· 二”学校的越籍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众多，消费的布匹、粮食、油料、肉类等数量巨大。为此，“九· 二”联络办公室从国际主义精神出发，把对“九· 二”学校越南师生的物资供应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论市场供应有多困难，对越方的物资供应始终充足。对于越方提出的其他要求，中方也总是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量满足。

　　在中方的援助下，“九· 二”学校为越南培养了大批人才。据统计，“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8月，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共为越南培养军事干部1542人。从1966年底到1975年9月，越南南方学生教育区共计培养学生3163人。”［15］“九· 二”学校共计为越方培养人才4705人。“九· 二”学校的毕业生回国后奋战在越南的各条战线上，在抗美救国战争和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像阮善仁（越南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邓玉松（越南劳动总联合会主席）、陈庭欢（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组部原部长）、伊额· 涅克丹（越共中央原委员、越南国会民族委员会原主任）、克索福（越共中央原委员、越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主任）等一大批杰出校友。

　　援越抗美时期中国对“九· 二”学校的教育援助是国际教育援助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越南党和政府十分感激，“九· 二”学校的越南毕业生们也始终牵挂母校和桂林市的发展。1974年5月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吴船在访问桂林时指出：“越南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一贯得到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给予的巨大的多方面的同情和支援。同志们的帮助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两国人民是‘同志加兄弟的情谊’。”［11］ 2004年4月9日，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的陈庭欢访问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站在这片当年“九· 二”学校的旧址上，母校的一草一木、师恩师情令陈庭欢难以忘怀。2010年5月14日，阮文追军队文化学校校友、时任越南政府副总理的阮善仁出席了广西师大“越南学校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在纪念馆前，胡志明主席题写的“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十个大字赫然在目。阮善仁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方的感谢，并认为越南学校纪念馆是中国和越南的共同财富。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岁月中，“九· 二”学校的越南毕业生在维护中越友谊、促进中越经贸往来及人文交流方面，将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参 引 文 献］

　　[1]〔?〕??????????，『???????』，?????1?，??：???????， 1978??，???.

　　[2]《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援越抗美而斗争——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人民日报》1965年5月1日。

　　[3]《周恩来总理对亚非国家的三次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http：//wcm.fmprc.gov.cn/pub/chn/pds/ziliao/wjs/t9010.htm，2016年1月15日。

　　[4]《“九· 二”学校的教学方针、教学计划以及迁校以来取得的成绩（1971年1月8日）》，桂林市档案馆：63-1-28。

　　[5]《关于“九· 二”学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调整的报告（1973年9月17日）》，桂林市档案馆：63-1-28。

　　[6]《伊额总校长谈“九· 二”学校师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报告（1975年1月29日）》，桂林市档案馆：109-1-8。

　　[7]《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几所学校迁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会谈纪要（1966年12月18日）》，桂林市档案馆： 63-1-19。

　　[8]《教育部关于寄发“九· 二”学校工作的几个问题的研究提纲（1968年11月19日）》，桂林市档案馆：109-1-1。

　　[9]《关于在中国桂林的越南学校问题第二次会谈纪要附件：越南学生和教职员工所需要的棉织生活用品供给标准（1968年8月17日）》，桂林市档案馆：63-1-19。

　　[10]《桂联办16号：伊额总校长与“九· 二”办公室戴生佩同志的谈话报告（1973年4月15日）》，桂林市档案馆：63-1-19。

　　[11]《越南代表团的接待情况和他们的主要反映（1975年1月29日）》，桂林市档案馆：63-1-28。

　　[12]《关于“九· 二”学校经费最终结算问题（1975年7月13日）》，桂林市档案馆：109-1-10。

　　[13]《伊额总校长谈迁校、参观等问题的报告（1975年5月28日）》，桂林市档案馆：63-1-19。

　　[14]《关于“九· 二”学校迁走最后一批人员回国的情况（1975年9月16日）》，桂林市档案馆：63-1-19。

　　[15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四所学校由中国桂林迁回越南的会谈纪要（1975年7月13日）》，桂林市档案馆：63-1-19。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刘建林，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3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