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8日，《报刊文摘》第3版摘登了一篇署名袁晞的文章，题目为《尊重每一个生命》。其主要内容是：依据媒体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最新统计数字，批评军方史学工作者撰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袁先生的文章字数不多，但观点却很鲜明。本人读后着实不敢苟同。

　　袁先生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60年的时候，许多媒体都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最新统计数字——183108人”（以下简称18万人）。“仅以183108人为计算基础，如伤与亡之比为2∶1，志愿军伤亡总数为54.9万人；如伤亡之比为3∶1，志愿军伤亡总数为73.2万人。两个数字都大大高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统计”（36.6万人——笔者注）。袁先生认为出现这样大差距的原因有三条：一是“由于战争的严酷，统计伤亡人员有很大的难度”；二是“中国也缺少统计学的传统”；三是“历史学家更加关注战争的胜负和领袖、统帅、将军们的作用，战争中的每一个普通士兵和每一个平民百姓往往被忽视”。之后袁先生又说：“记住每一位普通士兵，关注每一个逝者，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尊重每一个生命是人类的人道主义传统”，“只有每一个公民活得有尊严，这个国家才有尊严；只有每一个死者生命都得到同样的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被所有人尊重”。此番论述貌似合理，但仔细分析却有许多谬误。

　　混淆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扩大志愿军作战伤亡数字

　　袁先生推论的志愿军伤亡总数（73.2万人），混淆了作战减员和非战争减员两个不同概念。一直以来，人民解放军对兵员实力增减变化的统计均有战时与平时之分，战争年代也有作战减员与非作战减员之分，作战减员指在战斗中伤亡者或失踪被俘者。这样统计的目的是阐明作战情况，总结成败得失，吸取经验教训以及对尔后作战可能产生的影响。非作战减员指病退、病故、裁减或事故减员等，其目的是阐明在非作战情况下部队实力的正常变化和治军状况。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作战伤亡总共有多少？权威性的统计有：（1）1953年9月，志愿军司令部统计作战减员36.6万人。（2）1953年9月8日中央军委作战部统计，与志愿军司令部的统计一致。

　　袁先生指责的《战争史》记载：“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请读者注意：文中阐明的是“自身作战减员”，对非作战减员只用加注形式记载了死亡数，未记载其他非作战减员数。袁先生借别人之口说：“现在统计的183108人（18万人）是战斗牺牲的人数，包括作战牺牲者和受伤后在医院因伤不治或因病不治去世者”。这就不免使人要问：既然统计的“是战斗牺牲的人数”，又怎可将属于非作战减员的“因病去世者”列入其中呢？这于理不合，在逻辑上也说不通。袁先生如此的计算模式（以战死、病故之和作为基础，按伤亡之比为2∶1或3∶1计算出战斗伤亡总数），把本属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战死、病故）改变成（得出）同一性质的概念（战斗伤亡），不觉得荒唐吗？如果从政策的积极方面去考虑，把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却因从事其他正常战争活动而致疾病死亡者、或因事故死亡者纳入烈士范围，或可成理，但战死与因病和事故死亡毕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应该有所区别。因为这关系到对军队的军事素质、作战技能和作战成果的评估。袁先生混淆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不加以区别地推论，扩大志愿军作战伤亡，不知何故，更不知意欲何为。

　　扩大志愿军牺牲人数也是由于混淆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造成的

　　袁先生推论出的志愿军伤亡总数都远远高于《战争史》的统计，这个误差是由于他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造成的。

　　一般人都知道，烈士的称号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按照辞书的说法，凡被誉为烈士的是指“为正义事业而牺牲的人”或“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我们通常是指在作战中壮烈牺牲者——“阵亡将士”。因此，军内在作战减员统计中以阵亡者为首。何谓阵亡也有界定：一般是指凡在阵地上牺牲的或在团级救护所抢救无效牺牲的才纳入阵亡之列。《战争史》所载“阵亡11.6万余人”就是以此为准的。志愿军烈士究竟有多少？社会上有各种说法：11万人、14万人、17万人、18万人，甚至还有20万人说。袁先生说：18万之数，“这是辽宁省丹东市英华山抗美援朝纪念馆花了6年时间……才统计出来的数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馆’也认可了这个烈士数目”。那么，历史档案资料又是怎么记载的？（1）《战争史》统计，阵亡为11.6万余人，非作战亡为2.5万人，两项合计共亡14.1万余人。（2）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所属救护医疗单位从本身业务做出的统计：阵亡114084人（11.4万人），伤后亡21677人（2.17万人），病亡13210人（1.32万人），三项合计共亡14.8万人。志愿军后勤救护医疗单位统计较《战争史》所统计的死亡人数多7000人。如果从《战争史》记载的失踪被俘2.9万人中减去被俘人员2.07万人（交换战俘时，敌方提供），余下的8300失踪人员也纳入志愿军死亡人数，那么，志愿军作战亡和非作战亡总数为15.63万人。比袁先生说的18万人也少2.7万人。

　　本人认为，《战争史》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因为它完全是依据历史资料统计的，而历史资料有着毋庸置疑的可信度。当年，本人在志愿军总部作战部门工作，深知作战伤亡统计工作的严肃性。每战之后，对敌我伤亡的统计，全军上下要求都非常严格，都要经过各级领导审核。据说，当时志愿军公布的战报，必须经过周恩来审阅才能发出，由此可见，志愿军对公布敌我伤亡数字的重视和向世人负责的精神。这一点就连志愿军的对手也非常钦佩。他们曾这样说过：“中共军队发布的战报，是惊人的准确”。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对手撰写的战争史说他们作战伤亡人数，比志愿军公布的还要多，这也足以说明志愿军对待此事的严肃认真态度，谨慎而不虚夸。对此，不知袁先生如何理解。

　　本人无意否定上述档案资料的准确性，也无意否定袁先生引用的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付出的令人敬佩的劳动成果——花了6年时间得出的18万烈士数字。然而，毕竟出现了对志愿军牺牲人数统计上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有多种：（1）或因各项数字本身就存在着变数，多年后才发现。如阵亡中有伤后亡，伤中有多次重复负伤，失踪被俘者一时难以确认，且时有回归者。（2）或因技术上发生错误。如对烈士的确认有异，登记统计重复，涉及的范围和标准没有统一规范等等，都可能是其中因素。此点可暂不去考究，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即志愿军烈士究竟有多少尚一时难以确定。袁先生以尚未确定的有争议的数字作为论据基础，是有失严谨的。

　　对战争的性质认识有误

　　袁先生为什么专在志愿军作战伤亡数字上做文章？说来也不奇怪。因为他一直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之分的。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袁先生1999年给《随笔》杂志第6期写了一篇题为《真相》的文章，其中也是把志愿军作战伤亡数字作为论据之一。他说：“战争使分界线南北上千万人妻离子散”，“死了几百万朝鲜平民”，作战人员也遭到了严重伤亡：“北朝鲜52万，中国90万”。此外，他还以煽动性的语言说：“战争中最可歌可泣的不是统帅将军，而是献出了血肉之躯的普通军人”等等。而今袁先生又旧调重弹，专以志愿军作战伤亡数字为题，大谈人道主义、人之尊严、人之生命价值等等。可见，袁先生不仅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可能还是一个对抗美援朝战争性质和意义持有异议的人。

　　然而，袁先生并不了解军人，更不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实，最关注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莫如在战场上同敌人拼杀的军人。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崇高的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唯一的宗旨。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尊干爱兵，互相帮助等都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也赢得了世人无比的爱戴和尊敬。它不仅体现在和平年代，尤为突出地表现在战争年代。可以说，人民军队从上到下都懂得为何而战、如何维护和体现人的尊严和人的生命价值，以及在战斗中如何处理“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两者之间的关系。各级指挥员无不从爱兵出发，以如何减少伤亡作为制定战略战术的重要因素来细心考虑，无不以小的代价，夺取更大胜利作为作战指挥的行动准则。每战之后，人民军队无论是对伤者还是逝者，也无不是怀着极度的痛惜和关爱之情予以妥善安置，使伤者及时救治，逝者妥善安葬，并对逝者家属予以安抚照顾，对有特殊贡献的英雄人物予以评功颁奖。战争结束后，为了纪念英勇献身的志愿军将士，表彰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许多地区都修建了志愿军烈士陵园或抗美援朝纪念馆。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志愿军烈士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之情。同时，也极好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素有的抑强扶弱、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和国际主义精神。袁先生不着实际、不负责任地空泛议论，貌似维护人的尊严，为逝者抱不平，实则是在污辱烈士尊严，损害军人形象，损害国家形象。对此，袁先生是否也“需要做些新的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