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

　　当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研究重点从传统中国转向现当代中国，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济大学仇华飞教授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是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一部新的力作。

　　从汉学到中国学——美国中国学发展演变的特点

　  与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相比，美国人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但早期欧洲汉学研究有明显局限性，它们主要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学、典籍和语言等。而早期美国汉学家裨治文、卫三畏等人的汉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问题，并且将它们与美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考察，不少中外学者称其是美国汉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截然不同的特征”。裨治文是美国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学的开山鼻祖”。他编著出版的《中国丛报》的宗旨是“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向海外报道中国各方面情况以及她所发生的变化，变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内容涉及中国行政区域划分；中国经济、商业发展现状；中外通商贸易；中国对外关系：外国传教士来华；中国司法制度；中国科举制度以及中国各地风土人情等。而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则是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具权威的著作，该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历史、地理、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范本”。

　　关于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界定，仇华飞在书中提出了被当今学界基本认同的两个研究范畴：“一是广义的中国学研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法律、哲学、教育、军事、社会学、文学艺术等所有学科领域；二是狭义的中国学研究，主要指具体学科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比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政府治理问题，这其中包括对宏观的、微观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研究的不同路径。”基于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了解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聚焦于狭义中国学研究，涉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与外交等几大学科领域，同时，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了背景式论述。全书按照问题领域分为上下两篇，共八章。上篇为“社会、历史、政治与经济研究”，所论述的内容包括：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兴起；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视角；美国中国学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美国中国学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等内容。下篇为“外交、战略及其理论研究”，所论述的内容包括：美国学者对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战略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学与中美关系；美国学者对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美国中国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内容。

　　书中大量的文献资料是作者先后三次在美国著名大学和智库从事访学活动中获得的，从而保证了现存研究成果中某些内容和数据的准确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研究方法的创新

　　作者在书中提出：“研究美国中国学既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做全景式综合考察，又要特别关注对许多中国学家的个案研究。”作者在本书写作中将史学研究方法和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有机结合，一方面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考察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研究命题、理论假设和变量转换等运用到史实解读过程中，用史学和国际政治学的双重视角考察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演变过程。这种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既全面翔实又条理清晰、层次清楚。

　　（1）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具有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基本特征。正如美国中国学研究奠基人费正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研究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反映了这个领域本身的问题，美国人从当代中国学研究诞生之日起就怀着一种“刺探敌情”的心态，其目的是对最新情报进行分析和为决策服务，而不在于是否长期开展学术研究。因此，本书在论述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时，注重将中国学研究同美国东亚政策、中美战略关系、地区安全乃至全球战略联系起来考察，向读者展现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对外战略的认识的国家利益背景。（2）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具有历史背景的鲜明烙印。本书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演变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美国中国学研究向重视地区问题研究转型。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基金会和学术团体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逐步增加对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投入。麦卡斯主义狂潮席卷美国时，中国问题研究成为政治上的“雷区”、学术上的禁区。中国在世界舞台的逐步崛起，促使美国中国学研究视角多元化。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伴随中美学术交流的全方位展开，美国中国学研究呈现中美两国同行携手合作的趋势，有力提升了研究的客观性。（3）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不同阶段的研究重点也不同。书中对美国中国学研究作出三个阶段的划分：一是研究中国革命史（实际上是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二是研究中国高层政治；三是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研究。（4）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具有受到研究对象影响的特点。注重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必然受到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从最初的“刺探敌情”，到进入21世纪后，在举世公认的中国经济腾飞、国际地位提升的背景下，所谓的“中国通”们纷纷发表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不同态度。伴随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发展转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在不断变化。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还将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和应用对策研究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首先，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进行深入分析，考察美国学者对中国外交与战略研究的发展演变过程。其次，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研究命题、理论假设和变量转换等运用到实证分析、应用对策研究过程中，用国际政治学和应用对策的双重视角考察美国中国外交与战略研究的发展演变过程。从政治学研究视角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问题，即：从全球视角看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从中国的地区大国作用看中国外交战略；从中国的多边外交看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社会化理论、建构主义、国内政治、定量分析、内容分析、博弈论对中国外交战略决策研究的影响，这是当今美国学者从事中国外交及战略研究的发展趋势。再次，对诸多美国中国专家、学者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的成果进行跟踪考察，通过运用理论指导下的实证分析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等方法，以凸显本书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应用对策研究。此外，《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还用专门一节论述当代美国智库中国问题研究的现状，开美国中国学研究之先河。

　　史料翔实、实证与案例

　　研究相结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把研究对象集中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中国学专家及其研究成果上，书中的英文注释达1400多个，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中国外交等问题的观点、论述、评价的60％以上均从英文原著中译介过来。大量英文原始文献资料的引用，不但彰显了本书的学术含量，而且为本领域学者的治学撰文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研究主体及代表著作进行了着重介绍和集中评论。其中，既有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开山鼻祖、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持有“中国中心观”的美国卫斯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柯文等中国问题研究者，又有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中国中心主任李侃茹、哈佛大学江忆恩、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路伯彬等新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同时，对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一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织和智库做了介绍。此外，仇华飞对自己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的文献史料和研究线索毫不吝啬，无私地与读者分享本领域的研究资源。例如，作者注意到美国的一些研究中心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各研究中心根据文献资料、书籍的收集和珍藏情况，聚焦于各种不同层面的中国问题研究。作者特别介绍了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重点为中国历史文化，对该校最大的图书馆——“约瑟夫·瑞根斯坦”图书馆收藏的反映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做了概括介绍。作者还发现，许多美国大学的中文图书馆藏有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历史资料。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注重实证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在论述中国现代社会历史问题根源时，强调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者们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注重分析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及外交战略时所采用的方法和建构的模式；对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学的各种视角进行了阐述。作者根据其在芝加哥大学访学期间获得的珍贵文献资料，在第三章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一节中，通过普林斯顿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会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问题民意调查这两份材料，客观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他们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在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进行全景式考察的同时，作者认真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发展特点，将何汉理和兰普顿的中美关系研究作为两个典型的案例进行研究，对认识冷战期间及冷战后中美对抗与对话、合作与竞争的特殊关系的形成及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仇华飞教授治学严谨，在论述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时，他指出“早期美国学者依靠的是不可信的研究资料”，“严谨的学术研究应该在使用资料前先去证实，而不是简单地引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在分析美国的“中国威胁论”问题时，他对“中国威胁论”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历史事件做了阐述，对各阶段中美战略关系进行了分析，做到了既亮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又给广大学者和读者思考的空间。

　　问题领域研究——中国学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今天，随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不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学术成果正在被不断地挖掘、深入研究，而且新一代中国学研究精英们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前沿成果正在被广泛介绍，他们中有些人既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又曾亲自参与或正在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出谋划策。他们的研究身份具有两重性，作为学者，他们要保持学术的“客观公正性”；但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他们的观点又常常体现政府的意志。《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分析美国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论著时有机地将两者结合起来，凸显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战略的特殊性。

　　当今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问题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不可或缺部分。不仅许多美国大学的专家、学者专心致力于这一问题领域，而且美国政府机构、军队、国会、学会和基金会等都设立研究机构，在1000多个美国研究机构中就有200多个研究中国外交与战略问题。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对当代美国的对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顾问很多来自这些学校。美国情报部门、安全部门等机构中也有相当一批研究中国外交和军事战略问题的专家。《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通过构建不同研究框架，将背景不一、研究视角迥异的论著、论点放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论述，使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