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的解读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解密了一大批冷战时期的秘密档案。此类档案中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NIE)堪称“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的评估”,其中不乏涉及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档案。利用此类档案,国内学界曾就中情局对中国的评估方面进行过深入的分析与论证,然而,关于中情局对1964~1965年越南战争(以下简称越战)升级时期中国意图和举措的评估却鲜有论及。1964~1965年间越战升级的每一个阶段,中情局是如何评估和预测中国可能采取的举措?它的依据是什么?应如何认识中情局的这些评估?本文将利用已经解密的与越战相关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
一、“东京湾事件”前的对华评估
1964年年初到“东京湾事件”前是美国约翰逊政府战争升级的酝酿期。为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北越)放弃对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的支持,美国实施了冠之以“秘密战”的军事突袭计划,即“34-A行动计划”[2];制造了轰炸中国驻老挝康开经济和文化代表处的“康开事件”。除此之外,美国还准备了日后轰炸北越的相关方案,草拟了要求给予约翰逊正当战争权的决议案。中国自1962年起就十分关注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到1964年7月,据跟随周恩来参加中国、越南、老挝三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的童小鹏回忆,当时认为“美国对东南亚的侵略并不会罢手,当前美国军事形势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强化‘特种战争’;二是把‘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美国在南越和老挝直接出兵,轰炸或进攻北越”。针对美国可能的行动,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斗争方针是,尽一切可能把战争限制在目前范围之内,同时积极准备应付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对第二种可能的方针是,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3]
当时,美国情报机构多依靠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人民日报》的文章和社论以及所截获的信息等来判断中国的意图。鉴于这一时期中国的言辞还不是“很激烈”,并且在军事上也没有大的动作,中情局对中国干涉力度与规模的评估和预测相对乐观。1964年2月12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认为,“虽有证据显示中国增加了对北越的物质援助,并在中国南部采取了一些军事部署”,但“不能够把这些看作是共产党最近会在越南或者老挝采取剧烈的干涉步骤”。[1]因为1964年1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人访华后,越南《人民报》曾称“如果美国将战火烧向北方,与之作战的将不仅是越南人民,还有中国”。[2]但有情报显示,中国报刊在转载《人民报》的言论时没有出现这句话。在中情局看来,这表示“中国有意与越南拉开距离,避免对北越的防卫做出直接的军事承诺”。[2]
美国的“34-A行动计划”未能迫使北越停止对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的支持,因此,进一步对北越施加压力就成了约翰逊政府的下一步选择。假定“美国将公开卷入并不断加强针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但“在北越和中国不发动全面进攻的情况下,美国的行动将不会攻击人口中心或使用核武器”。同时,美国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向北越和中国传递“目标有限性的信息”。对于美国可能要采取的行动,“中国或许会通过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到中越、中老边境来应对美国的战争升级”,或者“中国还可能向北越提供一些防空部队,甚至可能为北越提供战斗机”,中情局承认“不能排除中国会动用自己空军的可能性”,但“不认为现阶段中国会这样做”;“中国可能派一些匿名的军队进入老挝,或者泰国和缅甸,甚至在台湾海峡恢复炮击”,但“怀疑中国会在亚洲采取明显的军事行动”。中情局的结论是:“尽管中国会做出各种威胁性的姿态,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不希望卷入与美国的军事对抗,仍将谨慎行事。中国地面干涉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美国或南越有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深入到北越境内和共产党占据的老挝北部,或者中国针对美国的行动采取了空中打击,致使其空军基地遭受袭击。”[3]在中情局看来,中国之所以如此,是由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实力以及在该地区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首先,中国对印度支那当前局势的发展感到满意。“中国相信南越和老挝将走向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其次,美中之间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将使中国谨慎行事。最后,“中国还得担心国民党和印度对大陆的用心”。“这些考虑,再加上中国自身内部问题,以及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足以推动其保持谨慎”。[3]
二、“东京湾事件”后到“波来古事件”前的对华评估
1964年8月初,“东京湾事件”爆发,5日,约翰逊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决议案。7日,国会通过这一议案,是为“东京湾决议”。由此,美国跨越了战争升级历程中的一大门槛。面对“东京湾事件”及美国随后的报复性轰炸,中国领导人迅速做出反应。5日,美国出动海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沿海等地,同日,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就立即致电胡志明主席、范文同总理和文进勇总参谋长,建议“查清情况、议好对策,以利行动”。[4]
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5]不仅如此,中央军委还命令昆明和广州军区及南方和东南方的海空军立即进入备战状态,并加强了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防空作战力量。这一系列举措旨在遏制美国对北越的进一步打击。鉴于美国在对北越进行了“报复性打击”之后没有更深入的动作,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6]随后的事态发展也印证了毛泽东的看法。1964年11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袭击了边和美军机场,12月,炸毁了西贡的美军驻地布鲁克林饭店。对于这两次袭击事件,约翰逊政府并没有像“东京湾事件”那样对北越实施空中轰炸。据此,中越领导人商定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战胜敌人,力争不让美帝国主义把南越战争变成为局部战争。[7]
事实上,“东京湾事件”后中情局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反应,注意到了中国为应对越战升级所做的外交、军事准备,以及所持的克制态度。10月9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认为,“美国在东京湾事件上的有限反应,及随后美国对外宣称自己目标的有限性,无疑有助于减少中国对美国将把战争扩大到北越的恐惧”。因此,“中国会避免刺激美国改变现行政策,从而引发美国反对北越和自己”。如果美国恢复“德索托”巡航行动,中国故意卷入其中是“最不可能的”,但“中国可能卷入美国和北越关于巡航问题的交火”。如果这样,“美国报复性打击指向与中国相关联的目标,将会导致后者有限的防护行动”。又假如美国攻击中国国内目标,“无论是不是共产党有意无意引起的,都将会在东南亚引入一种新的形势——中美间的对抗”。这样,“共产党中国将被迫在北越和美国的冲突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特别评估还推测,“如果美国逐步加强对北越及其渗透到南方的相关经济、军事目标以及渗透路线的攻击”,但在“不动用核武器和美国地面部队,并言称美国的目标在于消除外部对越共和沙捞越的支持”的情况下,“北越肯定会向中国请求防御援助”,“中国肯定会满足北越的要求”,但“不认为北越会向中国请求派遣地面部队”,至多是“要求一些志愿者以顾问的形式进入越南”。中情局认定,“如若美国的行动继续升级,而北越也打算采取更加强烈的对抗性措施,中国进行干涉的局面就会出现”。“中国或许还会动用自己的空军力量保卫北越”,但“鉴于美国海空力量的强大优势,中情局不认为中国会这样做”。不过,“中国可能会以志愿者的名义派遣有限的地面部队入越,防止战争进一步升级,并以此证明中国援助北越的承诺”。总体上看,中情局认为,“中国将不情愿直接卷入越南战争,因为这会给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报复性打击以口实,中国不会与美军直接对抗”,“中国引入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美国或者南越的地面部队进入北越领土或者沙捞越控制的老挝北部地区,又或者驻扎在中国大陆的援越空军基地遭到打击”。[8]
1965年2月1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则谈及了“东京湾事件”以来中国所采取的各种举措和军事安排,并注意到“中国最近延长了一年的服役期限”,但认为中国的这一举措是“中国旨在加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与其生产和发展先进武器系统的立场是一致的,并不能表示中国打算立即提升其在印支的进攻力量”。同时,中情局还提及中国将50架老式喷气式战斗机引入北越,此外,中国还在其边境地区增强了空军力量,将喷气式战斗机从150架增加到350架。中情局认为“这一举措使中国具有了对老挝和南越北部有限的突然打击能力,是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增强空军力量的反应”,但“不相信中国会这样做,因为这将面临美国的重大报复,以及与美军展开空战的高风险。不过,当中国受到攻击时,他们肯定会以此予以反击”。[9]
三、“波来古事件”后到1965年7月前的对华评估
“东京湾事件”后,约翰逊政府对北越实施了报复性轰炸,并要求国会通过了“东京湾决议”。之后,出于竞选总统的考虑,并没有开展早已规划好的针对北越的持续性轰炸,也没有派遣战斗部队进入南越。当约翰逊再次当选总统后,随着南越政权的动荡,通过持续轰炸北越和向南越派遣战斗部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袭击了美国驻波来古的军事基地,以此为借口,2月8日、9日美国出动飞机和炮艇对越南北方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3月初,约翰逊批准了对北越进行持续大规模轰炸的“滚雷计划”。同时,还以保护美国军事基地的名义,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岘港登陆。这样,以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征的局部战争就此定格。
面对美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量美国的战争升级行为。为此,1965年3~4月间,中国领导人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越南局势。其中,邓小平1965年4月12日的讲话可以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可能发展态势的预测。邓小平认为,“从越南局势看,战争既不以美帝国主义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越南和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要估计到,战争的规模有可能扩大”。美国“有可能先在越南南方打,逐步扩大到越南北方和我国靠近越南的地区,也有可能美帝国主义会同我们打更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甚至包括朝鲜”。[10]从后来的应对举措来看,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持续轰炸,并且动用地面部队进攻北越,中国不会按兵不动;同时会向美国传递信息,予以明确警告,使美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将战争扩展到北越,甚至扩大到中国;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中国将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但也不会在对抗面前退缩。
据此,从1965年3~7月中国做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努力,借以警告美国。3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庄严宣布:中国人民“时刻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消灭美国侵略者”。[11]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及派遣人员问题。28日,外交部部长陈毅给北越外交部部长春水的电报中重复了该说法。[4]4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访问美国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时,请他向美国传递三点信息:“一、中国人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周恩来还告诉阿尤布·汗,“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12]但因阿尤布·汗访美被推迟,信息没能传递给美国。为此,陈毅在5月31日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要求他向美国转达四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二、中国说话是算话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是要履行的。三、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四、如果美国轰炸中国就意味着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英国很快将中国的信息传递给了美国,并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国还通过英国传信确定收到了信息。[5]至此,中国向美国透露了中国派地面部队直接干涉的“底线”。
中情局在“波来古事件”及美国对北越“报复性轰炸”后不久,就开始以情报评估的形式分析中国的动向。1965年2月11日,中情局注意到“在美国当前轰炸北越的形势下,中国肯定会强烈抨击美国的新举措”,“有相当可能中国会以志愿者的形式向北越派遣有限的地面部队,以此激起美国人对战争升级的担忧,并强调自己援助北越的承诺,同时应对苏联正在扩大的对北越的支持”,而且,“中国派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老挝和北越也是有可能的”,但中情局强调“在这一初期阶段还不可能发生”。可是,“如果美国的轰炸继续下去,并对北越造成了严重破坏,中国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的可能性将会提升”。不过,中情局最终依然认为“中国将不会采取这一步骤,因为中国在避免刺激美国攻击其领土方面是十分谨慎的”。[13]作为补充,2月18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支持北越坚持战斗,但不会动用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因为,“直到现在没有发现中国在做干预的准备性工作”,尽管中情局承认“对是否能够侦察到这种准备活动不是很自信”。同时,中情局还列举了“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真的发生”的中国的反应:第一,“鼓励北越发动对南越或老挝的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第二,“空袭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南越的空军基地”;第三,中国“在周边地区挑起大的事端”。中情局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不断声称如果冲突升级,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就不是美国能够控制了的,但这不过是对扩大战争的警告”。[14]岘港登陆后,3月19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认为,“中国可能会通过在中越边境增强军事力量来遏制美国进一步向南越引入地面部队”,但“不认为中国会比这做得更多,中国不可能派一个师的兵力进入北越,因为这既没必要也不会受到邀请”。[15]但事实是,应北越的要求,并经过一系列的协商,中国于1965年4~5月向北越派遣了一部分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等部队。1965年6月到1973年8月,中国又先后派出总计约32万余人的部队,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4]
进入6月,美国军方要求将轰炸扩大到河内附近的机场、地空导弹阵地,且呼声日高。6月2日,中情局以军方的要求为假定条件,对中国可能的反应做了评估。评估认为,“轰炸萨姆导弹基地和20度线以北的机场会被中国看作是严重的步骤”,“动用重型轰炸机将增加中国的关注,中国会认为这一战略力量最终将被用于攻击自己的目标,特别是核打击中国先进的武器设施”。中情局推测,由于美国扩大轰炸,“北越可能会要求——中国也会提供——另外的支持,如用于防卫的地面设施和人员,或者用于修建和维护机场的工程人员”。但是,鉴于有遭受报复性打击的风险,中情局认为,中国不会希望动用自己的基地。“中国也许会派地面部队到北越,以此来践行保护自己盟友的承诺”,但“不认为北越会接受这样的援助”。“中国也不会单方面地派遣后备队进入北越,除非它认为北越的生存面临威胁”,而且中国可能通过调动部队来进行威胁或者派遣其他的空军力量到南部中国,以此来阻止美国更深入的轰炸。[16]
这一时期中情局对于中国是否会调动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干涉持乐观态度。不过,中情局在1965年4月28日的一份特别评估中认为,中国一旦对美国发动攻击,在遭到美国报复性打击后也绝不会退缩,但“不认为中国会主动攻击引发中美大战”。[17]
四、1965年7月后的对华评估
1965年3月后,美国对北越的轰炸持续升级,且不断向北越北部延伸。与此同时,美国向南越派遣的军队也逐步增加,截至7月,已达7.5万人。尽管如此,军方还是不断要求加大派军数量,并希望明确这些军队的责任已不再是所谓的“防卫”,而是应当主动消灭发现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7月28日,约翰逊最终同意了军方增派军队的要求,由此,美国完全陷入了越战的泥淖。对于美国在7月后可能的行动,中越在4~6月间已经商讨了相关的应对措施。只要美国或美国支持的南越部队不侵入北越,中国就只作为越南的“大后方”,除了增大对北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外,并不采取更多的动作。或许正因为如此,且鉴于前一阶段的分析,这一时期中情局的评估依然如故,即认为中国派遣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7月23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假定美国于11月1日将南越的美军增至17.5万人,并征召22.5万人的预备队。同时,假定美国维持现有的轰炸政策,但有可能将轰炸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南部和北越的陆上运输线以及河内—海防地区的军事目标。中情局不相信中国“为了应对美国假定的步骤(包括现阶段的空中轰炸)会派自己的地面部队公开介入军事斗争”,但“如果空中轰炸扩展到河内—海防地区,特别是北越与中国南部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空军从自己的基地起飞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将增大。如果轰炸能够有效地切断正在运行的铁路和公路运输路线,则中国的干涉将更加现实”。但是,中情局相信“中国不愿意与美国发生空战,或者冒美国报复打击其军事设施的风险”。尽管中情局承认,“有相当的可能性,中国空军会从自己的基地起飞在北越与美国交战”,但“不相信这将导致中国进一步的参与到冲突中来”。不过,中情局承认,“如果大规模的美国空军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进行轰炸,双方敌对性邂逅的可能性会很高”。[18]
9月22日,中情局的特别评估再次假定美国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目标包括福安机场以及河内—海防附近的另外四个机场、河内—海防之间的铁路和公路、河内—海防与中国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线、四个主要的热电厂、轰炸萨姆导弹设施等),“比较急迫的危险是中国空军进行干涉,或者在北越,或者攻击南越,或者攻击美国的航母”。中情局推测“河内和北京可能早已商议了中国空军从自己的基地起飞进行干涉的计划”,但认为“中国不可能做出如此坚定和无条件的承诺”。不过,“如果美国空军开进中国边界行动,发生偶发性冲突的危险将特别高”。“在美国开始攻击的最初几天里,美军基地、舰只将会有被攻击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都不大”。中情局认为,“中国可能会承诺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防空的人员,特别是防卫和维修连接中国南部的运输线”。此外,“中国还可能同意派遣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进驻北越”,但还是认为“这不太可能”。“美国的攻击或许会打破平衡,诱发中国的干涉”,评估注意到了此种状况,毕竟中国“将这场战争视为检验人民战争信念,反对美国的试验场”。如果中国认为“战争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中美对抗将是越南战争持续下去不可避免的代价”。倘若果真如此,中情局就“不能确定中国是否会在美国继续对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开展轰炸和攻击北越的情况下,依然约束自己不从本国基地派遣飞机进行干涉”。但总的来说,中国“不太可能这样干涉”,中情局确定,“美国的攻击不会激起中国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进行干涉”,因为中国知道“这将冒很高的与美国作战的风险”。[19]
12月10日,中情局再次评估(这是越战升级期间我们在相关档案中所能见到的最后一次针对美国扩大轰炸时有关中国动向的评估),面对美国加强对北越的空中轰炸(包括河内—海防庇护所内的军事目标),“虽然共产党中国的战斗机有时会在美国飞机靠近中国边境时进行扰乱、拦截,但它们并没有在北越上空进行挑战”。“中国的铁路部队和其他支持部队,约2万人,已经进入北越,用于保护和维修供给路线,可能配备防空部署”。为了保卫北越,河内还可能请求中国准许它的飞机从其基地起飞从事作战,但中国“不会满足任何这样的要求”。因为“不论是北越还是中国的空军设备都已陈旧,不可能与美国进行持久的空战”,“这样做将会激起美国对中国领土进行打击报复”。中情局更加断定,“无论是河内还是北京都不愿意,在现在就调动大规模地面部队进驻北越”。因为,“对河内来说,这一举措将使得中国的影响急剧扩大”。此外,“河内和北京都将面临与美军对抗的风险,战争将进一步扩大,而这是他们现在不愿看到的”。况且,“大规模的中国地面部队通过北越和老挝狭长地带进入南越,将面临巨大的后勤保障困难,暴露在美国和南越的攻击之下。即使有部分中国军队渗透到南越,也不可能完成越共没能完成的任务,并且还将冒遭受美国报复的风险”。[20]
受情报来源有限性的制约,越战升级期间中情局对中国应对举措的特别评估存在不少错断和臆断之处,如对岘港登陆后中国向北越派遣支援人员的数量和规模上的估测就存在很大的误差;在分析中国是否会派地面部队入越的原因阐释方面,中情局也存在夸大中越历史矛盾,以此认为北越不会邀请中国军队大规模入越的误断。事实上,中国向越南派出的支援人员远远高于中情局推测的人数。不过,总体上说,中情局对中国应对越战升级政策的把握基本上还是客观的,能够摸准中国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直接干涉的“底线”,即美国支持的南越或者美国地面部队直接越过北纬17度线,进攻北越。这凸显了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情报机构提供情报评估的质量。这无疑为约翰逊政府选择并坚持逐步升级策略提供了佐证,并尽最大可能地防止越过中国划定的“底线”,避免中美间的直接对抗。
[参引文献]
[1]Short-Term Prospects in Southeast Asia,February 12,1964,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NIE):50-64.
[2]Reading and Warning the Likely Enemy:China’s Sign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Vietnam in 1965,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 27,No.1(Mar.,2005),pp. 47~84.
[3]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Certain US Actions with Respect to Vietnam and Laos,May 25,1964,SNIE :50-2-64.
[4]《越南抗法、抗美斗争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中越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 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人民日报》1964年8月6日。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8]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Certain Possible US/GVN Courses of Actions,October 9,1964,SNIE:10-3-64.
[9]Communist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Near-term Intentions in Laos and South Vietnam,February 1,1965,SNIE:10-65.
[10]《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5~1856页。
[11]《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人民日报》1965年3月25日。
[1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3页。
[13]Communist Reactions to Possible US Actions,February 11,1965,SNIE:10-3-65.
[14]Communist Reactions to Possible US Courses of Action against North Vietnam,February 18,1965,SNIE:10-3/1-65.
[15]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Deployment of An ROK Combat Division for Base Security Duty in South Vietnam,March 19,1965,SNIE:10-4-65.
[16]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Certain US Actions,June 2,1965,SINE:10-6-65.
[17]Communist Reactions to Certain US Actions,April 28,1965,SINE:10-5-65.
[18]Communist and Free World Reactions to A Possible US Course of Action,July 23,1965,SINE:10-9-65.
[19]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A US Course of Action,September 22,1965,SINE:10-11-65.
[20]Probable Communist Reactions to A US Course of Action,December 10,1965,SINE:10-12-65.
[作者简介]李微,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50100;李桂峰,副教授,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276005。
“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其他情报机构就一些重大事件或问题撰写的提交给白宫和总统的专题报告。笔者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美国解密档案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和美国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共搜集到相关SNIE文件20余份。文中如无特殊说明,SNIE文件均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http://www.foia.cia.gov/collection/vietnam-collection。
[2]“34-A行动计划”主要由三方面行动组成:第一,美国支持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对北越进行空中侦察、绑架北越人员截获信息,对北越进行渗透、实施心理战,以及对北越的沿海岛屿进行偷袭等;第二,在老挝进行空中行动;第三,美国驱逐舰参与代号为“德索托”的针对北越的信息搜集行动。参见Neil Sheehan,Hedrick Smith,E.W.Kenworthy and Fox Butterfield,The Pentagon Papers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New York:Bantam Books,Inc.,1971,pp. 246~247。
[3]关于这次会议的某些细节,参见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4]陈毅在给北越外交部部长春水的复电中表示:“中国人民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给予英雄的南越人民以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中国人民随时准备着,当南越人民需要的时候,派出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参见《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是中国人民神圣的国际义务》,《人民日报》1965年3月29日。
[5]关于陈毅通过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转达的四句话,笔者根据的是美国政府披露的档案资料,并没有见到相应的中方文献。《陈毅年谱》也仅以“5月31日上午,英国新任驻华代办霍普森拜会陈毅”(《陈毅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0页)一句带过。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Ⅱ,Vietnam,January~June,1965,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pp.7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