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品华，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江西南昌330077）
在2013年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中国精神”的概念，并把它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3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同年5月他又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振奋起全民族的‘精气神’。”【《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2013年5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6页。】
他不仅对中国精神的内涵、基本构架、绵远来源和发展脉络作了深刻阐明，而且将中国精神与中国道路、中国愿景、中国自信、中国能量结合起来加以系统论述，反复强调今天弘扬中国精神有重大意义与价值。
一、中国人民今天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是托起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中国梦的精神积淀和价值凝结，也是中国梦的精神支撑。毛泽东、邓小平都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个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2013年5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2页。】他说：“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而且中华文明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81页。】他强调：“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正是这种“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和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从根本上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71页。】的这一最重大问题。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共同认识，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共同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共同认可的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形成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意义、对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总体认知。
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是爱国主义与改革创新的统一，是民族精神的继承性和变异性的统一。作为一个民族生存方式和意义的民族精神，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标识”。【《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06页。】它最富民族特色和韵味，显示民族精神的风骨和精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各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它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它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必然不同，民族精神也因而不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气神，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地理、疆域和种群血脉等方面的深层认同和自觉捍卫，是维系国土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发展的强烈群体意识，是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集体心理共识，是追求民族进步和国家美好前途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民族精神与感情，只要民族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与世长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既是千百年来中国精神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基因，具有超越历史时代的特点；又具体存在于各个时代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近代（鸦片战争后）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主要是救亡图存、民族振兴，那么当代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富强民主和谐而团结奋斗。换句话说，今天爱祖国，就要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爱社会主义中国，这才是当代真正的爱国主义。
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则体现了中国精神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的特色。它是随时代而脉动、继承传统而又不断突破和超越传统的创造性进取精神、变革创新精神、主体能动性精神。习近平同志给予创新以极高评价，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9页。】力做立于时代潮头的弄潮儿，而非被时代大潮裹协而去的随波逐流的被动落伍者，是中国精神的精华。改革创新是推动和落实自强不息、繁荣昌盛的家国情怀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力保证。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以民族核心价值观、民族整体生存生活方式为基础。它既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放眼世界整体格局，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又立足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有上下求索的执着，不断筚路蓝缕，创造出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发展新理论、新道路和新制度。
这种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包涵了邓小平所说的“三个面向”——“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髓。“面向中国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进步与发展的根本要求，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体现，也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现实化、实践化。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中国的现代化”三者统一起来，不仅体现了从中国和世界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是一种时空统一，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全方位、开放式的创新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模式，反映了新科技革命和不断衍进的经济全球化对解决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一根本问题的空间舞台、空间方位和时间向度变化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对当代中国国情、当代中国发展变化的认识，纳入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变化和时代变化的全景中加以考量，把实现中国梦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的新的科学判断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中的中国，既立足中华独特精神脉络和精神标识，又放眼世界看中国，跳出中国看中国，从比较中看中国，避免静止地、孤立地审视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这样我们对实现中国梦的判断和把握，就具有更深远和宏观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更高屋建瓴的气势，更富时代特征的意蕴，从而达到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化规律的目的。
二、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中国革命精神，为中国精神宝库增添了红色文化基因，是中国精神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中共今天所提倡的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架构的中国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产生的？在产生中经历过一些什么转折？习近平同志抓住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精髓——核心价值观，对此作了深刻分析与阐释。他指出，价值观是人们精神中最根本的东西。构建、培育和弘扬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弘扬中国精神今天必须以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为基础，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8页。】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提高国家软实力》（2013年12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1页。】
中共今天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的全面价值观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9页。】而这个根本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衡量的深层思考。
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指出它“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9页。】。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81页。】的“三个体现、一个寄托”的概括，很好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各个历史时期价值观传承、演进和发展的集大成和淬炼。“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指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价值观精华的传承；“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指的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所凝聚的价值追求和体认；“体现了革命先烈的理想”，则正是指的现代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数先烈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主义精神，而其中又当以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为代表；“寄托着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指的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梦也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个人梦的强烈向往和追求。
这就很好说明了古代中国价值观要传承和适应于当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近代、现代和当代的转换。在坚持古圣先贤的仁义礼智信和民本主义、爱国主义、革故鼎新等优秀价值观的基础上，吸收糅合世界近代化思潮即近代工业文明的价值体认和追求，从而形成中国古代价值观在近代重塑、重组、重构的一个结节点、关捩点。接着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爱国主义思潮和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成为中国精神从古代到近代进而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今天，我们在重视继承中国古代和近代优秀民族文化价值传统时，更应该首先重视继承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革命精神传统，因为它不仅是离我们最近、最直接的优秀价值传统，是古代和近代优秀精神传统的现实化、现代化、时代化，体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为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的夙愿”，也体现了20世纪以来无数中国“革命先烈的理想”；而且更因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念来调整、改造、激活和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和近代优秀价值传统、是按照时代要求重塑和重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的结果。
对于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习近平同志用“三个体现、一个寄托”来加以概括和说明，说明了继承传统、规划现实与开辟未来的关系。他说：“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64页。】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而20世纪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革命精神，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古代和近代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根据时代需要而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是中华传统美德和价值理念的时代化，又是世界优秀文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化。这一由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华红色文化基因，代表着中华优秀文化现代性的独特精神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从而显示出当代中国革命精神的特质以及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最高风范。中国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工作，用集体主义道德规范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
这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的统一，反映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中国现代史的主旋律和时代的最强音。这一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精神的重塑和创造性转换，成为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决定性基础。所以，今天我们讲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只讲继承古代传统而忽视或讳言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红色革命文化传统，是非常错误的。这也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今天要继承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的缘故。
这样，“三个体现、一个寄托”也就很好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问题，回答了中国革命精神是否过时、在今天是否仍有时代价值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备受“告别革命”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优秀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和重要体现。它是中国优秀人文精神、中国历代普遍性价值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现当代的发扬光大。它赋予21世纪当代中国精神以鲜活的红色文化基因，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当代中国精神的基础和必要环节。
第一，中国革命精神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积累起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精神结晶和价值体现，是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用鲜血和汗水浇灌的精神文明的硕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政治优势和传家宝。它植根于中国历史上深厚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但又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有质的飞跃；同时它也不同于国外资产阶级革命精神（如法国大革命）或以城市起义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凝聚和锤炼出的浩然正气，是今天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和国魂，是中国人民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境界、精神风貌、精神力量和精神人格的总写照，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氛围的总体现。
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精神这一概念有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其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革命精神传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也不同于国外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其二，这一革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它的理论基础和重要思想资料来源；其三，在时间上它产生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长期革命斗争中，而以井冈山精神为其第一个理论形态或最初的定型。
第二，这一革命精神也是中国20世纪至21世纪的时代精神。原因有三：
1.时代精神体现的是这一时代历史的主旋律、历史的中心课题和任务，它规定了时代的主题和内容。它是民族所处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社会心理、群众情绪和时代风貌、整体文化的集中体现，表明一种“人心所向”的潮流。革命精神之所以成为1919年后中国的时代精神，与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与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和历史主题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就是高扬民族奋斗进取、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的过程。在近代史上，我国各族人民以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规模和声势，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了不屈不饶的斗争。对各种内外压迫的惊人承受力和反抗力，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主义即现代民族精神的觉醒，推动涣散的中国走向团结、统一和进步。这种勇于革命和变革、善于革命和变革的精神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断增添新的时代内容，放射出熠熠光辉，成为当代中国的巨大精神财富。
所以革命精神虽然产生于五四运动后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它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祖国统一和现代化的历史主题的精神凝炼和聚焦，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民族良知、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精神映现。中国这一历史主题将延续到21世纪中叶。只要历史主题未变，反映和代表这一历史主题的中国革命精神的价值即不变。今天疾风暴雨式的革命虽已过去，但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呼唤的民族振兴、民族进取和富民强国的革命精神却与世长存。尽管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这一历史主题所体现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如救亡图存、推翻三座大山不同于建立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不同于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更不同于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它们都浸润着反映历史主题的同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即走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道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
2.我们说革命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还因为“革命”二字不仅指狭义的革命，也指广义的革命，即变革、改革、创新。“革命”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狭义之分。后者指用暴力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前者则泛指变革、改革、革新、创新。中国百多年来基本上是以“变”——变革、变动、变化、变通作为基本价值的。它具体表现为相互联系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一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前者直接表现为狭义的革命；后者间接表现为广义的革命即变革、改革。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时代精神无疑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但是革命精神仍然是时代最强音。不过，这一“革命”已非疾风暴雨式推翻一个政权的暴力革命，而是广义的革命。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即广义的革命。邓小平说“改革是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84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由于中国革命精神包括广义与狭义革命两重内容，因此，今天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当代的体现。
3.就革命化和现代化关系来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革命化伴随而行，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重叠在一起。这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特点。革命本身当然不是目的，革命也不能等同或代替中国全部的社会变革。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它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是抗议社会内部腐败和阻止中国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关键性因素，因而为现代化扫清障碍。近代中国的国情表明中国是在内忧外患交织的情况下跌跌撞撞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从1894年到1905年的10年间，中国连续遭到多次军事侵略与干涉，几乎沦为西方工业国家与日本共管的半殖民地。因此就现代化这一大变革来讲，20世纪前50年，革命（狭义的）是大变革的主流；后50年，现代化即广义的革命才成为大变革的主流。没有前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有后50年的现代化建设。只看到革命的破坏，看不到外敌入侵的破坏、军阀连年战争的破坏，看不到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争取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经济增长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是非常错误的。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打破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和君权专制统治的稳定性，必然要引起剧烈的社会大动荡。特别是外国侵略的危机加深，这就使通过自下而上的冲决罗网的彻底解决方式，上升为主导的变革方式。革命固然是残酷的，但革命也是历史进步的催生婆。抗日战争时，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7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精神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适用，之所以需要代代相传，根本原因还在于革命和建设存在内在的历史和思想逻辑联系。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都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为指导。这是革命精神跨越时空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处。邓小平说：“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7页。】今天，当我们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时，我们更没有丝毫理由抛弃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和口号，开历史的倒车。党和人民创立的中国革命精神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具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特性，为中国人民所广泛认同。其基本内容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人生主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情怀、独立自主和艰苦奋斗的革命者本色等等。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使中国人民从屈辱和灾难中苏醒，大步走向民族的振兴和繁荣。它自井冈山精神产生后，在革命峥嵘岁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历经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到延安后在抗日战争中形成延安精神，逐步具有了完备的形态，然后又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增添新的内容，实现重要重塑和转型，发展为西柏坡精神。
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精神的这几种主要形态在基本内涵方面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但又由于它们经历的历史时期不同，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和内容，因而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形成各自相对独立的形态。井冈山精神的突出特点是：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敢于重新竖起革命的大旗，开创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从而实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开拓进取精神；苏区精神的突出特点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和“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群众路线和作风；长征精神最突出的特点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奋勇拼搏、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延安精神的突出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西柏坡精神的突出特点则是以“两个务必”为核心——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从而迎接“进城赶考去”的执政新考验的继续长征精神。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扬光大，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精神支柱。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它的发展可分为两个大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7年为一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另一段。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又可分为“解放初期的精神”和“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两种。1980年邓小平说：“要提高全党同志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9页。】解放初期的精神包括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等；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包括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等等。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革命精神的发展则包括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就的当代中国精神等等。它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三、从苏区精神到延安精神再到西柏坡精神，更明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为适应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历史方位的转型而进行的重组、重塑，从而直接酝酿了当代中国精神
中国革命精神历经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到西柏坡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进入新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革命精神也进入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精神从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过渡的重要转折点，是从牛刀初试的小块地区执政转向全国全面治国理政而产生新的精神需求的重大转折点，因而也是中国精神转型和重构的重要节结点和标帜。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决战已近尾声，中国革命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井冈山斗争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终于成为导向全国胜利的通途。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问题。在新的历史关头，警惕胜利冲昏头脑，防止党内骄傲情绪滋长和执政后党的腐化，从而避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周期率问题，是中共中央关注的中心。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以“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中心的“进京赶考”的西柏坡精神，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革命精神的内涵，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处在中国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是部署迎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会议，是迎接新中国即将到来的重要会议。它宣告中国共产党从此将面临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转折和新起点，同时这也是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开始，表明党的历史方位从此发生根本性变化。七届二中全会还标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转折，即从以革命化为主，转为以改革、变革、创新的现代化为主导的进程，换句话说，从以革命战争破坏旧世界为主，转为以建设新世界为主的进程。
从战争年代共产党在根据地小范围执政，到建国后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这一视角来看，可以说中国革命精神建国后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精神，是更直接继承了苏区精神和延安精神所体现的党的优良执政经验和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它以“进京赶考”的西柏坡精神为转折点，发展成为今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髓的当代中国精神。
苏区时期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分兵下井冈山，至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出发长征、离开江西时为止，共计五年多时间，是中共尝试执政的初始阶段。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崭新的红色政权从诞生伊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成为独立、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初雏形。到1933年，中央根据地已发展到60个行政县，红军人数13万，人口达453万。中央苏区不仅在政权、经济、文化等建设方面成绩突出，而且在构建新的精神传统方面也卓有建树，形成了新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直接延续和发展，是井冈山精神的展开和放大。由于中央苏区不仅要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而且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进行土地改革、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努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这就使中央苏区时期的斗争较之井冈山斗争具有更丰富、更全面的内容，苏区精神因而较之井冈山精神，在内涵上也有更丰富的发展和深化。例如苏区精神更加突出：
1.“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苏区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中共“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酝酿形成的。苏区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公仆”，廉洁奉公，深入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这首红色歌谣，就是当时干部作风的真实写照。
2.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为了抓好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切实解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问题，克服“左”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著名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许多调查报告，都是他这一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结晶。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著名论断，是这一时期他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积淀和升华，也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自觉地提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3.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赣南、闽西等地区，历来经济发展非常落后。为了粉碎敌人长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领导到群众，艰苦奋斗，开展工农业生产。到1933年，苏区每年有300万石粮食出口。谷米、钨砂等换回了食盐、布匹、西药等急需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这不仅维系了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达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经邦治国的人才，为后来延安边区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4.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精神。民主和平等的革命传统，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与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主义和军队的封建雇佣制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一切公民“在苏维埃法制前一律平等”。在新生红色政权诞生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宏大的民主选举运动，8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中央苏区不仅重视发扬民主、而且在尊重和维护人权方面也非常先进，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不分男女、种族和宗教信仰，“享有各种人权”。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气壮山河的长征，中共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于1935年至1936年相继到达陕北，延安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圣地。在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艰苦岁月里，中共中央、毛主席在这里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谱写了中国革命历史长卷中最辉煌的篇章。以井冈山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经过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的进一步锤炼，在抗日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成为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之总代表，成为臻于完善、成熟的中国民族精神之新形态、新典型。
延安时期作为拥有百万余人的大党，中共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军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这就需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党成为高度团结和统一的党。这一时期对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的倡导与培育，因而也就非常突出。继1937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问题后，1941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又第一次论述了延安精神。他说：“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他还分别概括和论述了白求恩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些高度的总结和概括，构成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
以中共三大作风为中心的延安精神或延安作风，具有丰富的内涵：
1.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精神深化了苏区精神的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内涵，进一步把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反对本本主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正式发展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真正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根本问题。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体现，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宗旨；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崇高品质和高尚情操；提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的名言；提出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大大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既是对苏区等精神的深化，又是在新形势下对革命者思想道德规范提出的更高要求。
3.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整风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延安时期逐步确立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符合中国党实际的党内整风的方针、方法，其核心就是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促进党内民主生活的主要武器。整风的主要方式是学习理论，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
4.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涵。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是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和物质匮乏时期的生存手段，也是发展经济、民族振兴的根本大计。延安时期，南泥湾精神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在以后的全国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无穷的战斗威力。除上述四方面内容外，延安精神还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崇尚科学的精神等等。
以“进京赶考”为主旨、“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既是对以井冈山精神为源头、以延安精神为成熟形态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又是对它的重组与重构、对它的创新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进京赶考”所折射出的新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从头越”意识、学习意识、创新意识、奋斗意识和坚强信念意识等方面。
新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主要针对农民革命胜利后“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如何避免的问题。毛泽东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比作进京“赶考”。他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46页。】针对中共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党面临的新考验是：一、革命胜利后斗争方式改变，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与不拿枪的敌人的斗争成为主要形式，能否自觉意识掌握这点，并对糖衣炮弹有所警惕；二、随着历史任务的改变，“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页。】这就是说，革命胜利后不仅面临如何巩固胜利的问题，而且面临如何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的问题。全党能否经得住这一考验，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当时产生新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的重要原因，也是产生“两个务必”的西柏坡精神的历史原因。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从头越”、“万里长征只走完了第一步”的意识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创新意识、艰苦奋斗意识，特别是产生强烈的学习意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页。】他告诫全党，“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与这些意识相对应的是“两个务必”当时直接批评的四种情绪，即毛泽东所指出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全党因胜利而骄傲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滋长。他强调：“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页。】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进京赶考”和“两个务必”，可以说，一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胜利后失败的教训，特别是“闯王进京”的教训，鉴于“骄兵必败”的千古真理；二是鉴于中共在过去28年中几次因“大的骄傲”而遭受的挫折失败的教训；三是有鉴于所有政治大革命在胜利后都面临建设新世界的任务，而后者甚至更艰难、需要更艰苦奋斗的共同规律；四是有鉴于中国革命的独特环境和夺取全国政权后的独特任务：一个当时近五亿人口的大国、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曾居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前列的古老大国、一个近代一百多年来备受列强欺凌的积贫积弱大国、一个在胜利后遭到西方发达国家封锁抵制、得不到外部援助而只能一边倒向苏联的大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要实现现代化，面临的任务何其艰巨，因此“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尽管今后的路很长，但中国人民却抱定必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信心，抱定“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页。】的决心和信心。
从苏区精神到延安精神再到西柏坡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重塑和发展中国精神的核心价值观方面，突出了三点：一是由于党逐步转变为执政党，从而突出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思想的结合，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价值体认；二是在个人价值追求层面，突出了共产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价值理念；三是突出了“赶考精神”。历史性“赶考”精神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过程的精神。党成立9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经受重大历史考验、不断“赶考”的历史。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开始踏上新的“赶考路”。这个新起点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这个新起点也是建党一百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历史关键。
2016年“七一”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响亮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和“继续赶考”的号召。中共十八大后他首先去西柏坡考察，就指出“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次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他又指出，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他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旗帜、精神支柱永远不能丢弃。“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重新振起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振起和发扬以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赶考”精神，振起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谱系化的红色革命精神，不忘记走过的过去，不忘记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创造和增添的红色革命文化基因，就是他总结我们党95年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对如何进一步锻造和锤炼当代中国精神和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启示和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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