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小欣，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510632。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冷战视野下的区域发展——印（尼）马对抗与东盟建立（1963~1967）》（12BSS034）的阶段性成果。

　　①任道编著的《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新旗帜——新兴力量运动会》（人民体育出版社1965年版）一书，对中国队员参赛过程和印尼国内反应有较详细的记录。李辉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发起、终结及其历史意义》（《体育与科学》1998年第4期）一文，对第一届新运会的举办过程有过简述。不过，他们主要从体育工作者的视角来看待和记录这一赛事，尚未发掘和利用相关史料说明第一届新运会的发生缘由，也未深入探讨新运会在冷战背景下对中国和印尼外交关系的意义。［摘要］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印度尼西亚于1963年在雅加达举办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在现代国际体育史以及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冷战时期中国和印尼关系强化的重要体现，不仅打破了西方对国际体育赛事主导权的垄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同时为争取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关系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对1963年中国支持印尼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以下简称新运会）却探讨得较少。①第一届新运会是冷战进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不仅表明万隆会议后中国继续支持印尼的反帝反殖运动，而且表明中国希望借此推动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第一届新运会的举办，既是中国和印尼关系由外交、侨务、经贸延伸至体育文化领域的重要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首次主导的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本文根据相关史料重点探讨新运会缘起背后中国和印尼关系所包含的政治意蕴，以期深入认识两国关系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亚运会代表权交涉与新运会发起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体育文化交流事业获得快速发展。1949年2月，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在印度新德里正式成立，会议决定每四年举办一届运动会，并命名为亚洲运动会(以下简称亚运会)。此后，印度、菲律宾和日本分别主办了前三届亚运会。在第三届亚运会举办期间，印尼和巴基斯坦分别申请1962年第四届亚运会的主办权，经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大会投票表决，最终，印尼取得了主办资格。在印尼筹备亚运会期间，尽管印尼与中国于1950年正式建交，且两国在西伊里安（西伊里安位于印尼领土伊里安岛的西部，1848年被荷兰占领。1949年印尼独立后荷兰拒绝归还西伊里安。为此，印尼发起长达十余年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后在印尼的不懈斗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下，荷兰最终于1962年10月1日将西伊里安领土主权移交联合国临时管理机构，1963年5月1日由联合国将西伊里安移交印尼。）和台湾问题上已发表过多次联合声明，但由于1952年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吸收台湾当局为正式会员，中国政府和体育部门经多次抗议无效后，遂决定断绝与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一切交往。如果第四届亚运会邀请台湾地区参加，不仅会伤害中国与印尼的关系，而且也不利于亚非团结，中国遂与印尼展开交涉。

　　1961年8月，姚仲明出任中国驻印尼大使。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分析了印尼政府可能采取的四种做法：“1.不请台湾，改请我们；2.以适当理由不发签证给台湾代表团，但也不请我们；3.允许台湾作为地区参加，但不能升旗；4.允许台湾参加。”大使馆当时“估计第1种情况基本没有可能实现，因为我们不是亚运会成员；第3、4种情况对我不利，应力争避免；因此要力争实现第2种情况”。当时印尼需要中国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印尼方面表示，“不会让台湾参加”，但为避免挑动其他亚洲国家不参加亚运会或企图易地举行亚运会，“暂时不作宣布”。［1］

　　1962年4月18日，印尼邀请台湾当局“亚运会执行委员”郝更生参加第四届亚运会筹委会会议。“郝更生在离开印度尼西亚之后，先后在香港、东京、台北等地发表了一系列破坏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的谈话。郝更生扬言，来自台湾的运动员将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并且要在运动会上悬挂蒋帮‘国旗’，奏蒋帮‘国歌’”。此举引发印尼国内左翼的批评。印尼报纸刊载了读者反对台湾地区参加亚运会的来信，“四年前，当印度尼西亚反革命叛乱集团进行摧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叛乱的时候，台湾蒋介石集团总是援助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分子。而现在，蒋介石集团又准许荷兰运兵去西伊里安的飞机在台湾着陆。”［2］为防止局势逆转，周恩来和陈毅曾写信给印尼总统苏加诺阐明立场：“从两国关系对印尼的国际影响考虑，印尼不应请台湾蒋介石集团参加亚运会”。陈毅还多次找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谈话，表达上述立场。［1］(p.484)196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的谈话，强烈谴责台湾当局参加亚运会并希望印尼采取措施维护两国关系。［3］

　　中方的抗议显然起到作用，印尼答应履行承诺。与此同时，1962年3月，苏加诺还秘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以下简称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于1958年2月由埃及与叙利亚合组。1961年9月，叙利亚宣布退出，但埃及仍保留这个国号至1972年。）参加亚运会，7月，阿联拟接受邀请，且双方达成一致，拒绝以色列参会。更使苏加诺坚定决心的是，苏联在此问题上未予反对。在印尼筹办亚运会期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曾访问印尼，［4］并同意援建雅加达史纳延体育馆。

　　1962年8月3日，台湾当局以香港报纸刊载印尼在中、苏及印尼国内左翼压力下将阻挠台湾赴雅加达参会一事，请印尼方面予以否认，但未获答复。［5］8月4日，台湾当局“第四届亚运会筹备会总干事”林鸿坦在收到印尼第四届亚运会筹委会寄来的运动员身份卡邮包时发现，里面竟是113张白卡纸。林氏遂急电印尼筹委会要求代查并补寄身份卡，［5］(p.325)仍未获复。8月8日，台湾当局电请韩国、巴基斯坦、印度、日本、阿富汗、菲律宾等国代表纠正印尼的错误。［5］(p.361)印度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理事桑迪表示，中国台湾代表团和以色列代表团正受到印尼亚运会筹委会“捉迷藏式”的敷衍，除非亚洲运动联合章程受到尊重与仅有亚洲国家受邀参加，否则印度将退出亚运会。［6］为争取事实上参会，在桑迪等的支持下，8月9日，郝更生飞赴香港申请赴雅加达参加亚运会执委会会议，但未获批准，11日又转往曼谷再行申请，印尼驻泰使馆依然未批。8月20日，郝更生在未办理印尼签证的情况下飞赴雅加达，但印尼方面以其无合法手续为由要求限时离境。为此，8月22日，台湾方面发表声明，要求取消印尼主办亚运会的资格，将印尼剔除出国际奥委会，以维护奥委会尊严。［5］(pp.505~508)

　　1962年8月24日，在第四届亚运会开幕当晚，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正式宣布：由于郝更生未持有效证件进入雅加达，激起印尼人民愤慨，印尼拒绝中国台湾参加亚运会，而以色列于22日宣布退赛，因此不再构成问题。［7］针对此项声明，8月27日，桑迪联合日本代表高岛文雄、菲律宾代表安东尼、阿富汗代表薛拉兹等发表声明：本届亚运会不应称为第四届亚运会，［8］该声明遭到印尼方面的激烈反对。鉴于桑迪的破坏活动，8月31日，印尼贸易部部长苏哈托发布指示，不准同印度发生任何新的贸易关系。［9］9月3日，数万名印尼群众聚集在印度驻印尼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驱逐桑迪。［10］印尼与印度的外交关系陷入紧张局面，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示威是“某些人煽动另外一些人”，还毫无根据地诬蔑中国“可能他们参与发动了这件事”，并说中国人“正在设法把事情夸大”。［11］

　　二、新运会的筹议

　　1962年9月4日，第四届亚运会落下帷幕。通过这次亚运会，印尼与印度的矛盾日益显露。实际上早在1961年9月，印尼与印度的矛盾就在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展现。苏加诺在会上提出，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并不是主宰国际社会运行的根本因素，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类“旧有势力”与反帝反殖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此，苏加诺要求收复西伊里安并倡导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希望借助亚非国家的力量实现国家统一并进一步增强印尼的国际地位。尼赫鲁则认为，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职责和功能就是告诉大国必须进行协商，而国际问题的解决主要在美苏两国，会议应该促使他们尽快缔约以减少战争并维持和平，同时不结盟国家应该致力于减少新型战争产生的危险，而不是形成新的军事阵营，目前典型的殖民主义根本就不存在。此外，尼赫鲁还认为，万隆会议已经充分体现亚非国家的团结，如果再召开第二次会议可能会将中印争端公开化，有损印度的外交利益。尼赫鲁与苏加诺截然不同的观点使参会代表出现分裂。大多数非洲国家、南斯拉夫、埃及等支持印尼，而塞浦路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以及部分亚洲国家则支持印度，以至在会议各专门委员会的讨论中很难形成一致意见。［12］在亚运会代表权争执中印度的表现再一次说明，印尼和印度的矛盾已延伸到实际层面。印尼逐渐认识到，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道路上，必须在新兴力量中寻找新盟友，因此，加强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因此，与其说中国政府的交涉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如说苏加诺更愿意博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支持。

　　再就中、苏与印尼关系而言，中国坚决支持反帝反殖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除此之外，与苏联不同，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特权和额外要求。从中国方面来讲，中国高度重视团结亚非国家，但20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逐渐拓展在非洲新兴国家的影响，这促使中国必须与力争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印尼加强联合。1960年1月，一份关于台湾情况的内部材料指出，“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非洲大陆可能出现三十个左右的独立国家”，“非洲在联合国的席位可能超过拉丁美洲……蒋集团对非洲的外交，‘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毛泽东在该材料上批示：“极值注意”。［13］另据1962年7月16日台湾方面的报告，台湾当局已与最近两年非洲新独立的15个国家“建立邦交”并设立“使馆”，为发展当地经济，谋求展开农业技术合作，1960年秋“即开始试行农业技术合作计划，先后派遣贸易访问团及农田水利考察团，分赴非洲各国，进行初步考察”。［5］(pp.140~141)在这种情况下，召开新的亚非会议，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共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同时，加强与印尼的外交关系，符合中方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全力支持印尼针对国际奥委会的各项举措。

　　1962年9月5日，印尼《东星报》发表印尼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主席西拉朱丁·阿巴斯的谈话，他完全同意举行亚非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必须反映出亚非人民的新兴力量对现有的旧势力的斗争”。印尼《人民日报》也指出，“根据万隆会议的决议，我们必须打破亚运会的狭小范围，因为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等都没有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必须举行一个广泛的亚洲和非洲的大运动会。”［14］苏加诺也提出举行新运会的愿望。12月，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印尼，苏加诺在接见代表团时提出，“如果帝国主义仍在第四届亚运会问题上制造纠纷，印度尼西亚将组织和举行新兴国家运动会”，“我所说的新兴国家指的是进步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国家。”［15］在访问期间，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黄中与印尼体育部部长马拉迪就举行新运会的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举行亚非新兴国家运动会是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所希望和倡议的，这是完全符合于万隆亚非会议的精神的。它有助于加强亚非人民的团结，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促进亚非各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因此，它也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必将得到亚非新兴国家的支持和赞助。”［16］

　　就在印尼筹议新运会时，1963年2月7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在瑞士洛桑宣布，“决定不定期地停止印度尼西亚的会籍”。2月13日晚，苏加诺在民族阵线举行的集会上宣布：“印度尼西亚决定退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并命令印度尼西亚体育部部长尽快举行新兴国家运动会”。［17］中方对此反应积极。2月1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出席尼泊尔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时谴责“美国操纵一些国际体育组织阴谋压服印度尼西亚、敌视中国人民和破坏亚洲人民团结的罪行”，表示“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正义斗争和苏加诺总统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的倡议”。［18］3月30日晚，陈毅在出席庆祝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两周年而举行的酒会时表示，“支持苏加诺总统号召举行新兴国家的运动会来改变帝国主义把持世界体育运动的局面，对苏加诺总统和印尼人民拒绝蒋介石集团参加亚洲国家运动会的正义行动表示感谢。”［19］4月，刘少奇在出访印尼期间，苏加诺在欢迎宴会上表示：“印度尼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是属于正在为击败‘旧有势力’而进行大力斗争的‘新兴力量’的队伍的”，“印度尼西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希望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希望和愿望”，“在我表示了想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愿望后十天，我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这封信首先对印度尼西亚退出侮辱了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赞赏。这封信还对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20］

　　中国在推动新运会的同时，还积极促使印尼尽快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1963年4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尼陆军司令艾哈迈德·亚尼为团长的印尼军事友好代表团时表示，“亚非一些古老民族有共同遭遇，在共同斗争中要互相支援。请转告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可以推动一下第二次亚非会议。”［21］5月15日，周恩来在会见索马里新闻部部长时强调，“亚非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为了求得共同的发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我们造成的落后和贫穷。”［21］(p.554)

　　三、新运会的举办

　　1963年4月27日，新运会筹备会在雅加达举行。参加这次筹备会的有印尼、中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柬埔寨、巴基斯坦、马里、几内亚、阿联、伊拉克十个国家的代表，以及锡兰和南斯拉夫的观察员。大会决定1963年11月中旬在雅加达举行第一届新运会，会议选出了筹备委员会，印尼当选为主席，并决定每隔4年在新兴力量青年中间举行友好和平的业余体育比赛。筹备会议还对第一届新运会的参加国和运动会的规程做出了决议，其中对于参加国的规定是：(1）参加1955年万隆会议，并忠实于万隆原则的国家；(2）参加过新运会筹备会议的国家；(3）宣布支持新运会精神的国家；(4）社会主义国家；(5)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其他申请参加第一届新运会的新兴力量国家。［15］(pp.18~23)

　　中国积极开展新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1963年6月26日，贺龙出席了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筹委会主席。［18］(pp.709~710）贺龙在大会上强调，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行，必将加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人民之间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友谊，促进体育事业的共同发展。［22］蔡廷锴、马约翰、荣高棠、黄中担任副主席。筹委会初步确定参加田径、自行车、游泳、跳水、射击、体操、举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比赛项目，并决定于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代表团的选拔比赛。9月14~22日，选拔赛在北京举行，共选出229名运动员，组成了14个代表队。10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任团长。［15］(pp.30~31)除参赛外，中国还应印尼的需求，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从体育设施器材到开幕式用品，一应俱全。［23］此外，1963年10月下旬，中国还派出“光华”号轮船，满载228名中国运动员和192人的艺术团以及搭乘该船的朝鲜体育代表团238人、越南体育代表团107人赴印尼参加新运会。［23］（p.132）同时，为防止台湾当局和美国海军在南海实施破坏，周恩来亲自部署并由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交通部副部长于眉坐镇海南，于10月4日至12月10日指挥南海舰队38002部队为中、朝、越体育代表团实施往返护航。［24］

　　1963年11月10~22日，第一届新运会在雅加达成功举办，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会，4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22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15］(p.43)中国夺得金牌66枚，银牌56枚，铜牌46枚。［23］(p.133）在第一届新运会闭幕之后，11月24~25日，在雅加达新运会总部举行了第一届新运会的代表会议，会议授予苏加诺新运会创始人和名誉主席称号；原有的筹委会再加上墨西哥和古巴，组成新运会执委会，主席为印尼体育部部长马拉迪；决定由阿联主办第二届新运会，指定中国为举办第二届新运会的替补地点；通过了《新兴力量运动会宪章》，对运动会的原则宗旨、会员、组织、经费等作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15］(pp.63~65）

　　第一届新运会是一次没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它的成功举办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对中国和印尼两国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和印尼加强反帝反殖的斗志和团结意愿，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对印尼而言，为解决印尼的国际困境，苏加诺提出了新兴力量概念，新运会的举办无疑为苏加诺理论的践行以及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支持提供了机会。对中国而言，全力支持印尼举办新运会，并将新运会的举办作为推动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和实施反帝反殖革命目标的重要手段。同时，中国和印尼两国通过在新运会上的合作，打破了西方垄断体坛的局面，在世界体育舞台上形成新的一极，由此建立起国际体育竞赛领域的一种新规则和一种新的交往方式，使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体育组织，不得不逐步听取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参引文献］

　　［1］《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484页。

　　［2］《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破坏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美国积极指使蒋帮参加亚洲运动会印度尼西亚人民和社会舆论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人民日报》1962年7月25日，第1版。

　　［3］《就蒋帮在美国指使下阴谋参加亚洲运动会我体总负责人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帮参加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人民日报》1962年7月25日，第1版。

　　［4］〔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2633页。

　　［5］《“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一九六二年七至九月》，台湾“国史馆”2000年版，第382~383页。

　　［6］《印度亚运理事桑蒂表示亚运章程应受尊重否则印度将告退出》，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62年8月15日，第17版。

　　［7］《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昨晚正式宣布拒绝台湾参加本届亚运》，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62年8月25日，第17版。

　　［8］《亚运理事会发正式声明》，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62年8月28日，第8版。

　　［9］《放肆破坏亚运会和印度尼西亚威信印度代表桑迪的破坏活动激起愤慨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指示不要同印度发生新贸易关系》，《人民日报》1962年9月2日，第3版。

　　［10］《抗议桑迪破坏亚运会和印度尼西亚信誉雅加达数万市民到印度使馆示威》，《人民日报》1962年9月4日，第3版。

　　［11］《尼赫鲁替桑迪辩解并攻击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印度尼西亚报纸驳斥尼赫鲁对中国的诬蔑》，《人民日报》1962年9月6日，第3版。

　　［12］Ide Anak Agung Gde Agung,Twenty years 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1945~1965,The Hague:Mouton & Co,1973，pp.328~338.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4页。

　　［14］《印度尼西亚舆论主张举办增强亚非团结的亚非运动会》，《人民日报》1962年9月8日，第3版。

　　［15］任道：《国际体育运动中的新旗帜——新兴力量运动会》，人民体育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16］《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9日，第4版。

　　［17］《加强反帝反新殖民主义斗争巩固三种力量的团结苏加诺下令实施五点纲领宣布印度尼西亚退出国际奥委会》，《人民日报》1963年2月15日，第4版。

　　［18］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4页。

　　［19］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0页。

　　［20］《在印度尼西亚总统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国宴上苏加诺总统的讲话》，《人民日报》1963年4月15日，第3版。

　　［2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50~551页。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0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66~267页。

　　［23］汤铭新、冯贵家、张兵主编：《见证奥林匹克》，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24］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军事志》，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17~318、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