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建构是基于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文明的冲突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根源。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受损、市民身份与权利得不到正式制度的确认，城乡文化差异及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等，都成为其陷入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缘由。要走出困境，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必须从提升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构筑互融共信的多元文化环境等多层面入手。
2013年9月，《探索与争鸣》刊发了张泉先生题为《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两种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张文）的文章。张文指出，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源于古代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的冲突，而解决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将他们从一个个农业文明的乡下人，改造成一个个现代文明的城市人。［1］其观点独到且颇具新意，但是笔者认为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政治认同困境归结为两种文明的冲突，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等同于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均有失偏颇。过于强调纵向的古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引发了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而没有从身份建构与认同生成的机理来探寻问题的根源，忽略了当前差异化的城乡制度安排与多元化的文化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所带来的障碍与冲击。基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身份认同的生成机理，来发掘当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的根源，并以此为契机来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
理论探源：身份建构与认同生成的机理
张文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描述为迷茫、憧憬、痛苦、幸福、挣扎和无奈的心路历程。当然，焦虑作为行为主体的一种心态，源于对现状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紧张、惶恐、忧郁与不安。但是，对“身份焦虑”的深入论析还必须先探讨“身份”这一概念及其理论渊源。“身份”译自英文中的“identity”，最初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如同一律”。［2］后来社会心理学与政治社会学引入这一概念，其含义与研究范围也得以扩充，它一方面指“身份、本体、本身”，回答“我是谁”的困惑，强调作为实体的个人所处的地位以及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另一方面则包含“同质性、一致性”的认知，是认知主体基于对社会关系的认知所形成的情感及归属感，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归为某一类别、群体或组织的过程。由此可见，身份与认同在语义上存在重合与交织，而且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二者也经常合为一体，不做区分。本文也依照这一原则不对二者做严格区分。
由于身份认同本身的语义复杂且抽象，因此很难给出一个全面综合的定义。但是身份认同理论得到了大量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总体来看，他们的研究与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身份认同是“物”还是“过程”？“身份”是否是认同主体拥有的一种固有、自来并以某种方式“锁在内心当中”的“物”，还是可变通的、可被外界影响和塑造的“过程”？第二，什么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性因素——个体还是社会？个体的“自主”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人的身份认同是否完全由外界因素决定？第三，“身份”与“区分”，即“认同”与“排斥”的关系是怎样的？“身份”是由成员共享的本质的“内部”因素，还是由“区别”、也即对“他者”的构建所定义？［3］
本质论者认为，“自我”是与生俱来的，身份是固有的不受外力改变和影响的，他们试图回答身份是什么（what）的问题。但是，这种认为“身份”是固有且静止不变的观点显然已不适应认识论的发展。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认同由社会环境形成并被不断影响，探讨的是身份是如何（how）形成或建构的。他们将身份认同看作是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互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固有的。如哈贝马斯从人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关系来叙述身份认同的内涵，强调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受制于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和相互作用能力，而且与社会系统与结构存在共生性，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4］吉登斯则从现代性及其影响入手，将个体置于断裂性、动态性、风险性、连续性和关系性的现代场景中，探讨生活于其中的现代社会的成员是如何变得日益焦虑、恐惧、烦躁、缺乏信任与安全感，如何通过“自我和身体的内在参照系统”建构自我认同的一种新机制，以帮助人们通过自我认同实现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化。［5］
很显然，建构主义者认为身份是通过内部—外部对话的过程，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也是笔者较为赞同的观点。也就是说，身份的形成与建构不仅依赖于个体本身认知能力的提升与调适，而且必须将个体置身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任何试图脱离个体境况及社会现实的身份建构都犹如空中楼阁，是不稳固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关系中，文化差异与制度安排是制约身份建构的关键性要素。此外，身份认同不仅“求同”，而且还表现出对异己的文化及特质的包容与吸纳，尤其是在构建群体认同时，区别个体差异的边界可能更为模糊。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造和改变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过程。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水平、较强的自我表现欲与认知能力。他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来改变命运，创造全新的生存生态，跨越身份认同的边界，实现身份的重构。但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变迁、所处文化场域日趋复杂导致了认知主体与社会互动脱轨，新生代农民工在所属群体、所处的文化场域中自我身份感丧失，自我价值观感和自我意义丧失，［6］也就导致所谓的身份认同危机。由于对自身及其所处的地位与社会环境产生怀疑，挫败感、孤独感等各种悲观情绪长期聚集不散，身份焦虑成为常态。由此可见，身份焦虑是由于身份建构陷入困境或者是伴随认同危机而产生的有指向性的焦虑，并非所有迷茫与无奈的心路历程都是身份焦虑。具体来讲，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表现为其自身定位于农民还是工人、农村人还是城市人，这样一种徘徊不定的缺乏归属感的复杂心理。当然，现代化与社会快速变迁确实给整个人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但这只是引发身份焦虑的普遍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构建而言，城乡二元体制的割裂所带来的公民权利不平等、城乡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差异、生存的压力及利益的受损才是其陷入困境的根源。
文明冲突还是文化差异：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的根源
张文认为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源于古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并提出农民工心中两种文明力量的较量和冲突，与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激烈争辩并无二致。［7］将身份认同危机根源归为文明冲突的论断，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如出一辙。亨氏在大家耳熟能详的两部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及《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构建其宏大的文明冲突理论，其实际目的在于加强美国的身份认同，将事实渲染夸大为鼓动民众的意识形态。［8］由于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与偏见，以此作为探寻农民工身份焦虑的理论基础恐怕也存在问题。
首先，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间的文化差异归结为两种文明的冲突，实为夸大其词，有意在两大群体间构建起一种对峙的态势，树立起一堵不可逾越的“文明墙”。张文指出，在这种纵向的古代农业文明与近代工业文明冲突中，两个文明体都带着他们的整个力量在农民工心中作战。为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是做一个近代文明中的城市人，还是古代文明中的农业人。［9］这种绝对的二元划分法，不仅不利于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融互信，反而在宣扬一种非此即彼、你存我亡的文明观。在身份的建构中自然也就形成了寻找对立面，通过构建“敌人”并从敌人的想象中寻找自身的形象与身份。
汤一介先生认为，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发展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10］潘光也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是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人们的冲突往往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纯粹的“文明冲突”或者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11］2006年11月，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发布的报告也对文明冲突理论进行了批判，报告指出：该理论所造成的忧虑和混乱扭曲了建设性的交换、互相促进与和平共存的历史。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战争与对抗的历史，同时也是建设性的交换、互相促进与和平共处的历史。用一成不变的文明界限来区分内部不断变化、千差万别的不同社会，妨碍了人们以更有启发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动机、行为这类问题。［12］
这种鼓吹两极对立的文明冲突论，似乎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总是面临不可避免的冲突，并由此引发身份的冲突，助长了不同文化竞相冲突与敌对的情绪，不利于文化融合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即使在不同文明体之间确有冲突发生，其根源也必定是深层的矛盾，比如社会不公、利益冲突等。钱乘旦就认为，人类冲突归根到底由利益引起。利益既包括物质的利益也包括非物质的利益。权力、信仰、社会地位、尊严、威望、文化享受等，都随着文明的发展而成为利益的组成部分，但物质利益始终是基本的利益，即使在最典型的信仰冲突中，物质利益也是时隐时现地存在着。［13］由上观之，纯粹由文明引发的冲突是很少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短暂的，认为文明的冲突就是农民工身份焦虑的根源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由于文明本身的边界模糊，因此文明也不能作为身份认同的边界。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据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14］因此以文明作为认同的边界，一般是在范围广阔的民族、国家以及更大的共同体内构建的认同，试图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一个文明实体之下可能有多种认同组织与主体。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是对“我是谁”的一种心理困扰与纠结，还不能以文明作为其身份认同的边界。至于张文所说的，当前农民工与城市市民间的冲突等同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争辩，可能就更值得商榷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生活观念基本与城市市民同步。尽管在二元体制下他们的市民身份和权利得不到认可，经常遭受歧视与不公待遇，但是他们仍渴望融入城市，并没有很强的因循守旧、固守农民身份的意愿。据武汉大学“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就超过50%，而新生代农民工中更是有69.9%的人具有市民化意愿。［15］如果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正式制度的真正认可，公平地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的意愿会远超过这个比例。因此将当代农民工与洋务运动中的守旧派类比，也是不妥当的。
从身份建构理论来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产生于自我认同过程中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空间的互动失常。现代性带来了身份认同的新机制，一方面文化的差异与融合影响着个体身份的塑造。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存在着一些差异，城市市民往往对农民工的生活方式等持有一定的歧视与偏见。由于人际信任缺失，农民工很难获得与城市市民平等互动与交流的机会，对自己获得市民身份缺乏信心。当二者不能有效地沟通与融合时，相对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会陷入交往的困境，其信任网络仍限于一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长期的自我反思与生存压力将他们束缚为一个个相对封闭的个体，而无法“敞开胸怀”与情境中的市民和组织进行互动，不同文化无法相互交融。农民工与市民长期缺乏交流，群体间隔阂与断裂无法消弭，共同信仰与价值观体系无从构建，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也就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现代制度也在形塑着个体身份。制度作为调节利益分配和维护公共秩序的规则，具有确认公民的合法身份并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的功能。王春光认为，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看，所有中国公民都应该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居住机会、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机会等由国家社会政策提供的福利权利，农民工也不例外，具体到农民工的生存、发展与融入。［16］而现实是大量的公共政策与制度的公正性缺乏，这些制度不仅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权益保障，而且还成为他们争取市民身份与待遇的屏障。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与市民相比都有很大落差。城市住房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均未涵盖新生代农民工，部分城市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政策虽已涵盖，但是执行阻力重重，执行效果很不理想。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限制，直接剥夺了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市民身份与权利的机会。这种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必然引来利益受损群体的质疑。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又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身份，也必定引发其对自我身份的怀疑与焦虑。当然自我不是由外在影响所决定的被动实体，其自我反思与认知能力也直接影响着自我身份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漂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长期的时空变换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生活环境，增加了其生活压力与思想负担。他们的生活方式总是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不断地切换，但是由于他们受教育的水平与生活观念，与其父辈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与文化对他们来讲，具有不可拒绝的诱惑性。城市美好生活的召唤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带来各种纷扰纠结，以至于迷失自我，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
走出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路径
张文就农民工摆脱身份焦虑给出了两条道路：其一是在城市中构建一种具有保护性的亚文明，这种文明是有别于整个城市文明的农业文明，从而尽可能地减少现代文明给他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以保护其固有的身份认同。其二是对农民工进行文明“进化”，帮助他们迅速迈进现代文明，拆毁其固有的身份认同，构建基于城市文明之上的身份认同。［17］
既然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根源并不在于两种文明的冲突，因此其身份建构也不能通过所谓的“文明隔离”与“文明进化”来解决。纾缓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促进其融入城市，不能倚靠建立几个区隔开来的农民工聚居社区、同村楼来实现，更不能企图以“将一个个农业文明的乡下人改造成现代文明的城市人”这种略带歧视、揠苗助长的手段来实现。文明应该是多元化的，现代人类文明离不开现代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融合，二者是不可割裂、互融共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文明间可以相互融合，而企图将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要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必须从整个身份认同系统入手，提升认同主体的认知能力，消除社会制度的障碍与不公、构建互融共信的多元文化体系，促成认同主体与社会关系间的良好互动。
首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能力，增强其政治与社会参与能力。安东尼·吉登斯指出，自我建构作为一项反思性的“项目”，是现代性的反思性的一个基本部分；个人必须在抽象体系所提供的策略和选择中找到他和她的身份认同。这种建立在基本信任之上的自我认同只有通过自我向他人“敞开胸怀”才能得以确立。［18］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特殊群体，已具有现代城市人过度追求攀比物质富有、依赖虚拟网络、缺乏自我反思与批判等弊病。只有避免形成依赖于“他者”的参照来获得自我满足和建构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的思想与行为模式，［19］才能拥有独立的自我与开阔的胸襟。这就要求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文化水平，帮助其树立积极的价值观，使其以开放包容、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同时，要调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与政治参与积极性，提高其参与能力，通过自我认知能力的改善来消除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次，消除二元体制的束缚与不公，通过制度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与地位，保障和维护其公民权利。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各种制度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获得市民身份与权利的最大障碍。只有打破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经济利益格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使漂泊的新生代农民工把根留在城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制定出新的改革方案，试图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缩小城乡差距。从改革实践来看，必须继续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构筑起一套公平正义、全面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当新生代农民工出得来、留得住、回得去的愿望成为现实时，他们将不再为自己的身份而焦虑。
最后，构建包容共存、互融共信的多元文化，建立和健全社会组织，增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由于今天社会生活的“开放性”，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生活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显得重要。［20］如果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能够长期共同生活，随着交流与互动的增进，不仅可以消除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也有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提升其自信心，获得市民认同并构建起新市民身份。
总之，不同文明之间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的，冲突是短暂的，人类的冲突往往源于利益而不是文明，因此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也不可能是由文明的冲突引发的。身份的建构是认同主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除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的认知能力以外，城乡二元体制与城乡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了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由此观之，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也不能归结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更不是将两种文明隔离开来，或者以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取代古代农业文明所能解决的。新生代农民工要建构起积极的身份认同，不仅需要其自身在确认自我身份的同时要有求同存异、认同异己的心态，也需要城市市民以包容信任接纳其融入新的共同体。同时还必须坚持包容、互信与共融原则推进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通过构建多元文化来实现其身份认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方能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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