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以来，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年增长率超过3%（每年常住人口净增加60万人以上），提前10多年突破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口的目标。与人口急剧增加相伴随的是，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供给困难等所谓“城市病”日益突出。从各界的声音来看，多数认为北京的城市病肇因于人多。但我们认为，北京的城市病并非人满为患而是人挤为患。为此，本文从北京市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入手分析北京“城市病”的病因，并从促进人口分布均衡的角度提出缓解北京“城市病”的“药方”。
北京并不满
在分析城市病时，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城市与多数发达国家的相比存在三方面特点：
首先，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行政区的大部分不是真正意义的城市。中国城市的市域面积显著大于真正可以作为城市看待的建成区面积，而城市人口则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的建成区中。如果仅从整个行政区的人口密度来看，北京市的人口密度与世界其他大城市相比并不高，与国外以某个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相比人口总量也不异乎寻常得多。例如，东京都市圈约13500平方公里（建成区约5000平方公里），近3500万人口；北京全市16410平方公里（建成区约1300平方公里），近2100万人口。
其次，中国的城市是有等级的，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以及镇级城市。在一个大城市行政区内，还有诸多行政级别较低的小城市，如苏州市下辖五个县级市，北京市下辖的多个远郊区县实际上也是这样。但在同一个行政区内，这些城市之间有相互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中心城区实际上作为上级城市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攫取下级城镇的资源。
第三，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城市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越高，通过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集中的行政资源越多，公共服务水平也就越好。城市之间或者是行政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别也被相应地通过户籍制度固化起来。
在这些特点的影响下，城市发展不一定遵循规模效益的经济学规律，可能存在规模不经济时仍然扩张的现象；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也不一定考虑市场需要，可能存在有大量需要的地方不在中心城区因而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多数发达国家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如雷德蒙德（Redmond）只是美国华盛顿州金县的一个不到五万人的小镇（city），处在大西雅图地区的东部边缘。但著名的微软公司和任天堂美国公司都位于该地，该地的医院和中小学都较高，尤其后者完全不逊于西雅图中心城区。（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五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