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前381～前338年）去世后，商鞅被秦惠文王嬴驷处死，给人的感觉是后者在泄愤，这也导致了后世将商鞅之死完全归咎于秦惠文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尽管秦孝公在历史上被视为商鞅的伯乐，事实上，秦孝公早已暗自有意除掉商鞅。只是由于他曾在《招贤书》中承诺过会尊重有才能的宾客，因此若真要如此做，必然违背了他当初的诺言，这样一来不仅会失信于天下，还会影响到秦国未来能够吸引更多人才的机会。秦孝公的信任本来是为自己铺路，但他又不敢直接去除商鞅，而是在临终时没有为商鞅安排后路，让商鞅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似乎成了他为解决变法后遗症的替罪羊。
继位后的秦惠文王，心知父亲的隐情，也明白处死商鞅对于稳定民心的必要性，尤其是针对那些反感商鞅变法的人。虽然秦惠文王知道杀商鞅是无法避免的，但他却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正当化这件事。为了不破坏国家的形象，他最终选择以“私人恩怨”作为借口——商鞅曾因推行新法而得罪了太子嬴驷一党，甚至为严厉执行变法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虽然用私人恩怨作为理由并不能完全遮掩商鞅被杀背后的政治动机，但至少不会显得过于直接影响国家利益。
商鞅自己对于死亡的来临早有预感，局势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次外出，他总是严阵以待，由上千名卫队紧紧保护。秦孝公去世时，商鞅没有前往吊丧，而是小心谨慎地留在商於，秘密准备着逃亡计划。商於地处秦、魏、楚三国交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一片容易自成一国的土地，具备天然防卫优势。商鞅的领地虽由秦国封赐，但他深知这块土地并不属于他，迟早会被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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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在得到商於三年后，受到了秦国对私人武装的严格限制，自己花费巨资组建了一支由不到两千名士兵组成的卫队。虽然力量远不及秦国军队，但足以确保他在危机中的安全。然而，商鞅的逃亡计划依然充满困难。他不打算通过楚国、魏国或巴蜀等地逃亡，最终选择了通过关中，并且打算沿黄河水路逃往韩国。商鞅确信，只要到达关东，就能够脱离困境。
然而，商鞅想要通过崤函通道成功逃脱，却没有料到秦国的郑县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郑县守军强大，商鞅率领的部队无法突破防线。在商鞅推行变法时所设立的功绩制度对士兵的激励让秦军如猛虎下山，商鞅的部队一触即溃。商鞅最终被捕，送回咸阳并遭受车裂之刑，死状惨烈。
商鞅的死并非偶然，首先，他不应接受秦孝公的封地。虽然商鞅立下赫赫战功，但秦国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封地形成地方割据，因此这块“肥肉”注定会被收回。秦国历史上那些被封侯赐地的人，多数都没能善终，无论是商鞅、魏冉、范雎，还是嫪毐、吕不韦等人都未能逃过这一命运。
其次，商鞅实施的严苛法律和对民众的压榨，使得百姓陷入深重的痛苦。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百姓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生活希望，许多人家破人亡，而商鞅的法律体系像毒品一样让人精神上依赖，却又造成无尽的社会灾难。民众的痛苦加剧了对商鞅的仇恨，这一切都在赵良的劝告中得到了证明。
最后，商鞅削弱宗室贵族的力量，使得他们失去了原本的特权和地位。贵族们愤怒且有实力报复商鞅，这让商鞅的处境更加危险。尽管商鞅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避免了像三家分晋的局面发生，但同时也引发了贵族的反感，最终为他埋下了祸根。
总结来说，商鞅的死，是其变法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结果。尽管他通过变法成功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和中央集权，但他的改革过于残酷，最终造成了民众和贵族的反感，这也使得他失去了最后的生存机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